醫學在秦漢時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當時出現了很多有名的醫學家和著述，對于后世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那么在緊隨其后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它們的軍事制度和醫學教育以及衛生保健的情況又是什么樣子的呢?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一、醫事制度

　　(一)醫官制度

　　三國時期，魏承漢代醫官制度，有太醫令、丞、尚藥監、藥長寺人監、靈芝園監等官職。《太平御覽》引《玉匱針經序》中有吳置太醫令的記載，蜀漢醫制無考。

　　晉代承襲漢魏官制，設有太醫令等職。據記載：晉代太醫令銅印墨綬，統屬于宗正，又有尚藥監、藥長寺人監。東晉時，省宗正合并于太常，原隸屬于宗正的太醫官屬，后改隸于門下省。門下眾事為為侍中所掌，這是后代以太醫令隸于侍中的開始。

　　南朝醫官，劉宋有“太醫令一人，丞一人，隸侍中”。齊有“太醫令一人，丞一人，屬起部亦屬領軍”。《資治通鑒》記載齊有御師。梁有太醫令一人，丞二人，屬門下省。又有太子官屬的藥藏局設置藥藏丞。諸王國官屬，有典醫丞。郡縣屬吏亦有醫職。《北史·姚僧垣傳》載又有太醫正之設。《冊府元龜》記載梁以后，尚藥職事由太醫兼任，陳如梁制。

　　北朝醫官，北魏有太醫令等職，屬太常。門下省設有尚藥局，有侍御師。《魏書·官氏志》記有太醫博士(七品下)和太醫助教(九品中)之設。北齊有太醫署，設太醫令、丞等職，屬太常。太子門下坊設有藥藏局，置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皇子王國各置典醫丞二人。中侍中省設有中尚藥典御二人，丞二人;門下省置尚藥局，設典御二人，丞二人，侍御師四人，尚藥監四人，尚書省、門下省和中書省內均設有醫師。北周有太醫下大夫、小醫下大夫、小醫上士、瘍醫上士、瘍醫中士、瘍醫下士、醫正上士、醫正中士、醫正下士、食醫下士、主藥下士，均屬于天官。魯醫上士、獸醫中士、獸醫下士，均屬于夏官，其官品高者為正四命，低者為正一命。

　　由上述可知：此時期中央醫官機構較前更為細密，特別是北周，不僅已細分為太醫、獸醫等七類，各類又再分階，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級系統。這對醫績的考核管理和促進業務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利的。至于地方醫政，除梁有“郡縣屬吏亦有醫職”之記載外，其他不知其詳。

　　(二)官頒醫書

　　南北朝時的官頒醫書，有劉宋時《宋建平王典術》120卷，北魏時李修《藥方》110卷，王顯《藥方》35卷，均為臨床方書，反映出當時臨證醫學的進步。

　　官頒醫書多由當時帝王御醫主持，組織眾多醫家集體編撰，卷帙甚巨，且備頒行之便，對醫術的總結提高和推廣具有積極意義。李修《藥方》成書于北魏太和年間(公元477～499年)“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針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余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余卷，皆行于世。”(魏收：《魏書·李修傳》，卷九十一，十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

　　王顯《藥方》編撰于六世紀初。《魏書·王顯傳》記載：“世宗(即武帝)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隋書·經籍志》著錄本書時謂：“后齊李思祖撰本一百十卷”稱李修(字思祖)為后齊人，有誤)，魏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詔書中稱：“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和救患之術耳。”(魏收：《魏書·王顯傳》卷九十一，十一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這兩項記載，時問和撰修卷數等均甚一致，應為一回事，王顯《藥方》為當時流傳經方之精要，通過行政渠道備布郡縣、鄉邑，對促進臨床醫學的發展和人民疾患的防治甚有裨益。

　　南朝劉宋時所撰《宋建平王典術》，梁時尚存，計120卷。(魏收：《魏書·世宗紀》卷八，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但修撰情況失載，劉宋建平王宏(字體度·公元434～458年)病逝時僅“年二十五”，(長孫無忌等：《隋書·經籍志三》，卷三十四，十四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推測該書可能為“篤好文籍”(沈約《宋書·王宏傳》卷七十二，二頁至三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的王宏主持下集體撰修，才可能完成這部120卷的大型方書的篇撰。

　　二、醫學教育

　　(一)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

　　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歷來是中醫學術教育的傳統方式。三國時名醫吳普、樊阿、李當之等是醫學家華佗的弟子。

　　徐之才曾總結家傳效方，撰為《徐王八世家傳效方》10卷(按：北齊曾封徐之才為西陽郡王，故稱徐王)。(李百藥：《北齊書·徐之才傳》，卷三十三，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再如名醫姚僧垣，其父菩提即精醫聞名。僧垣年二十四即襲其業術，后成為南北朝時“遠聞服，至于諸番外域”(令狐德：《周書·姚僧垣傳》，卷四十七，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的醫家。僧垣之子姚后也成為能醫。

　　(二)官辦醫學教育的產生

　　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的醫學教育方式，都是個別傳授方式，造就醫學人才的數量和技師遠不能適應實際需要。隨著醫藥學的發展與進步，此時期開始出現由政府舉辦的醫學教育機構。

　　《唐六典》卷十四注記載：“晉代以上，手醫子弟代習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醫令秦承祖奏置醫學，以廣教授。至三十年省。”這說明早在晉代已有醫官教習之設，劉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奏置醫學教育一事，則是政府創辦醫學教育早的明確記載。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九月，孝文帝“詔群臣定律令于太華殿”(鄭樵：《通志·后魏孝文帝紀》，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鴻寶書局石印本)，北魏設“太醫博士”、“太醫助教”(魏收：《魏書·官氏志》，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之制，可能就在此時。從此，政府舉辦醫學教育開始形成制度，為隋唐時代醫學教育高度發展奠立了基礎。

　　三、衛生保健

　　這一時期，個人衛生、飲食衛生、環境衛生以及防病措施都有一定成就，養生保健則有明顯的進步。

　　沐浴是我國人民早已存在的傳統習俗，是個人衛生的主要措施之一。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后更為普遍。洗浴是佛事前必須做的，因而寺院一般建有“溫室”(浴室)。早在東漢安世高就譯有《溫室洗浴眾僧經》，后來譯入的佛經中也有這方面的記載。如后秦時譯入的《十誦律》載，“外國浴室，形圓猶如圓倉，開戶通煙，下作伏瀆，外出內施，三擎閣齊人所及處，……，滿三重閣，火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云：“凈水”耳。“在《阿含經》、《僧祗律》等書中還勸說世人多造溫室。《洛陽伽藍記》卷四載，北魏時隱士趙逸領寶光寺僧人掘得晉代浴室遺址，建于東漢的陜西扶風法門寺也建有浴室，而且還對外開放。如《法門寺浴室院暴雨沖注唯浴室鑊器獨不漂沒靈異記》碑文載：“寺之東南隅有浴室院……淄侶云集，凡圣混同，日浴于數。”(陳景富：《法門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P184)，今遺址尚存。在佛教影響下，首先是信佛的帝王為了虔誠事佛，修建浴室，有的非常豪華。如《鄴中記》載：“石虎(295～349)金華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間，徘徊及宇，櫨檘隱起，彤采刻鏤，雕文餐麗”，其浴室“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入室中，臨池上有石床”。又王子年《拾遺記》載：“石虎于太極殿前，又為四時浴室。用瑜石，珷玞為堤岸，或以琥珀為柄杓，夏則引渠水以為池。池中皆以紗為囊，盛百雜香于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十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于水中，則池水恒溫，各曰‘燋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浴罷，泄水于宮外。”這里描述了與沐浴有關的過濾水、換水、溫水器具、香藥等，比前代有顯著的進步。《南齊書》載有《沐浴經》三卷，說明當時對沐浴的重視。

　　關于飲食衛生，晉代傅玄提出“病從口入”(《擬金人銘作口銘》，見《太平御覽》卷367)，認為飲食不慎可致疾病，這句話遂成為流傳千載的衛生諺語。晉代還發明了用于沸水蒸煮消毒的器具。江西省瑞昌晉墓中出土的“雙耳鏤孔器”，據說是一種蒸煮器，即將耳杯置于雙耳鏤孔器中沉于沸水之中消毒清浴的器具，當提起雙耳時，水便通過底部三孔全部流盡，用它清潔杯勺，既方便又衛生，能除去杯勺的油污，還能殺滅細菌。(張翊華：一千七百年前的消毒用具，文物天地，1989(2)：48)

　　在環境衛生方面，南朝繼承前人優良傳統，重視清掃街道。如《南齊書·王敬則傳》載：罰令盜賊充任清潔工，“長掃街路”，過些時日，乃令“舊偷自代”。又梁代遂安縣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南史·何佟之傳》)。晉人的經驗總結認為：“土干則生蚤，地濕則生蚊”(張華《博物志》)這也許是人們注意勤掃蓄圈，以及采用藥殺蟲蛆的理論依據。賈思勰《齊民要術》記載：“圈(畜)中作臺開竇，勿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令糞穢”，無疑這種衛生措施是基于上述理論認識的，從而有助于改善環境衛生，對于人、畜的主存均有積極意義《周書秘奧營造宅經》記載：“廁所蛆，以莼菜一把，投入廁所缸中，(蛆)即無”。同書還指出：“溝渠通浚，屋宇潔凈，無穢氣，不生瘟疫病。”可見當時人們已經深知環境衛生對預防疾病的重要意義。

　　四、養生學的發展

　　這一時期，養生家華佗、嵇廉、葛洪、張湛、陶弘景等的養生實踐和理論總結，促進養生學較快地發展。

　　嵇康(223～262)，字叔夜，譙國铚(今安徽宿縣西南)人。“竹林七賢”之一，常修養性服食之道，著《養生篇》三卷，已佚。傳世《嵇康集》輯本中有《養生論》、《答難養主論》、《答難宅無吉兇攝生論》等篇專論養生，其養生主旨為“清虛靜泰，少私寡欲”，這是嵇氏清談“玄學”思想在養生方面的反映。

　　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總結了前人養生經驗和方法，指出養生應在無病、年輕之時就開始，并提出“養生以不傷本”的觀點，不傷即養，具體提出近30個“不”，如“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欲極譏而食，食不過飽”、“不欲多睡”、“目不久視”等，涉及四時寒熱、飲食宜忌、坐臥行逸等方面，目的在于告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預防，以不傷人體正氣為養生根本出發點，所謂“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書中還談到龍導、虎引等導引術以及“堅齒”、“明目”、“聰耳”、“胎息”等功法，其中“胎息”、“堅齒”的論述在氣功史上尚屬首次，對后世影響很大。

　　張湛，東晉高平(邵治在山東金鄉西北)人，清談玄學家。著有《養生要集》10卷、《延年秘錄》12卷，均佚。《醫心方》、《太平御覽》有其佚文。他提出的“養生十要”：“一曰嗇神，二曰愛氣，三曰養形，四曰導引，五曰言語，六曰飲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醫藥，十曰禁忌。”在《養性延命錄》、《千金要方》等后世著作中都有載錄，備受推崇。

　　陶弘景自幼仰慕葛洪，有學道養生之志。他收集了前代如彭祖、張湛、胡昭、封君達等養生家的語錄，等養生論述，結合自己的體會，編輯而成《養性延命錄》2卷，包括飲食起居、精神攝養、服氣療病、導引按摩、藥物補益等內容，認為人之壽夭不在天，善養生者長壽，指出“養生之法，但莫傷之”，切忌勞逸、飲食、房室等過度。另著《真誥》，亦有藥物、導引、按摩等養生法，其中“協昌期”篇介紹摩面、拭目、挽項、叩齒、咽津、櫛發等頭面按摩術，簡便易行，一直為后世養生家所繼承、沿用。

　　這一時期出現的道教上清派經典《黃庭經》(包括《上清黃庭外景經》和上清黃庭內景經)，以七言歌訣論述養生修煉的原理，是道教養生流派的重要著作。《外景經》主張“扶養性命守虛無。恬淡無為何思慮”，《內景經》則介紹了守神存思等靜功方法，其中宗教與科學相摻雜，這也可以說是道教養生的一個特點，此書頗受后世道家養生者的推崇。

　　結語：看完這篇文章，我們能夠從中了解到三國兩晉和南北朝時期，醫學又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對于之前秦漢時期先人留下來的理論又進行了實踐創新，可謂是繼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