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在治療某種疾病的時候，不但可以通過中醫治療，同時還能夠采取西醫的治療方法。那么西醫在從什么時候傳入中國的呢?它又是如何成長的呢?通過下文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西醫的傳入

　　1、近代西方醫學發展概述

　　文藝復興以后，西方醫學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論》，建立了人體解剖學。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志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17世紀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其標志是哈維發現血液循環。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其中之一，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18世紀莫干尼把對疾病的認識由癥狀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學，為研究疾病的生物學原因開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種的發明，公共衛生和社會醫學的一些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

　　到了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微爾嘯(Virchow)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的原因解釋為細胞形式和構造的改變。細胞病理學確認了疾病的微細物質基礎，充實和發展了形態病理學，開辟了病理學的新階段。19世紀下半葉巴斯德證明發酵及傳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國人科赫(KochR.)發現霍亂弧菌、結核桿菌及炭疽桿菌等，并改進了培養細菌的方法和細菌染色方法，大多數主要致病菌在此時期內先后發現。巴斯德還用減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進行疫苗的研究，從而創立經典免疫學，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國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I.)系統闡述了吞筮現象及某些傳染病的免疫現象。

　　在臨床醫學上，19世紀診斷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叩診法在臨床上推廣應用;雷奈克(LaennecR.)發明聽診器;許多臨床診斷輔助手段，如血壓測量、體溫測量、體腔鏡檢查都是在19世紀開始應用的。19世紀中葉以后，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此外科學開始迅速發展。19世紀末期，體腔外科普遍發達，這樣許多臨床專業(如婦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進行內科處置外，外科方法也獲得重要地位。藥物學方面，19世紀初期，一些植物藥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來。到19世紀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種藥物的合成精制不斷得到發展。

　　19世紀，預防醫學和保障健康的醫學對策已逐漸成為立法和行政的問題。勞動衛生學、營養和食品衛生學、學校衛生學相繼產生。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衛生學中又劃分出社會衛生學，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況，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與它們斗爭的方法。此外，英國南丁格爾(NightingaleF.)1860年創立護士學校，傳播其護理學思想，提高護理地位，使護理學成為一門科學。

　　2、西方醫學的再次傳入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藥學。由于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并不優于中醫，故影響不大。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歷史進程和社會性質。鴉片戰爭后，教會醫院由沿海進入整個內地，幾十年間教會醫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為和教堂一樣引人注目的教會標志。

　　廣州眼科醫局是當時規模大、影響也大的教會醫院，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小診所。例如，1848年美國公理會鮑爾(BallD.)醫生在城內公理會教堂里開有一個診所，1851年美國長老會醫生哈珀(HapperAP.)在廣州開辦惠濟診所。

　　五個口岸的教會醫院的根本宗旨當然是為了傳教，但同時它還發揮著另外一個作用，即給口岸上的外國商人、僑民和駐軍服務。譬如寧波舟山教會診所為駐扎舟山的英軍提供大量藥品。上海倫敦會醫院開創之初的主要經費都是向上海的英國僑民募捐的。

　　英國傳教士洛克哈特開創了在上海建立教會醫院的歷史。他看到了上海作為華東沿海一個商業中心的重要性，于是停止舟山診所工作轉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醫院報告中說，他的醫院一年時間治療的病人達一萬余人次，不僅有上海的居民，還有蘇州、松江等附近城鎮的患者。鑒于這種有利的形勢，1846年起他又計劃建立更大的醫院和購買更多的設備。1849年上海醫院開始用氯仿進行外科手術。

　　在上海從事醫藥事業的教會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會和法國天主教會。1847年美國浸信會曾派遣詹姆斯(JamesJS.)來上海開診所。1848年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泰勒(TaylorG.)到上海辦診所持續了5年，1854年由凱利醫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國圣公會的菲什(FishMW.)醫師1856年到上海，在城里圣公會教堂附近設有一個診所直到1858年。法國天主教會于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開診所，神父勒麥特里(lemaitre)和法國兩名外科醫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這個天主教診所負責醫務工作，診所維持到1867年。

　　在學會直接組織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個教會醫院落成。醫院的主要工作除門診部外還有可以容納40多人的病房。實際醫療工作是合信和另一個醫生承擔，同時經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國醫生幫助，1848年初，倫敦會派赫希伯格來香港負責醫院工作，并于1848年3月20日在中國九龍增加一個診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轉到廈門。合信培養的兩名中國青年參與眼科病的治療和手術工作。合信對醫學教育抱有濃厚的興趣，1844年他向香港內外科學會建議盡快發展香港醫學教育。他認為，可以首先組成一個6到10人的醫學班，前期講授物理、化學、生物學等課程，然后在醫院實習臨床科目和解剖示范。醫學會雖然批準了他的計劃，但在三年后，1847年當合信再次從英國回到香港時，他帶來的在國內籌集的經費遠遠不夠用于建立一個學校，加之香港醫學會的解散，合信設想建立香港醫學校的愿望終沒有實現。(后來香港出現的醫學校與合信無關)但是，1850年，合信卻在廣州發表出版中文書籍《全體新論》，合信希望這本醫學著作成為向中國人講授西方醫學有益的教材。《全體新論》有過幾次再版重印，一度成為為數不多的幾本中文標準醫學著作。

　　教會醫學在中國的發展

　　一、教會醫藥事業的擴大(1861—1899)

　　1、鞏固主要城市的工作

　　(1)廣州：早先由伯駕醫生開創的廣州眼科醫局,在戰爭中被夷為平地。1858年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美國傳教醫生嘉約翰便再度踏進廣州城，開始他在中國長達40余年的行醫生涯。嘉約翰抵廣州后，即在南郊增沙街租下一間店鋪，加以改造和裝修，粉刷一新，使之適和于醫療。1859年1月中旬醫院開業，正式命名為博濟醫院。在這所中國早期的教會醫院里，嘉約翰自任院長長達44年。中國醫生黃寬，在英國留學獲醫學博士于1858年回到廣州，在金利埠仁濟醫局(屬倫敦會)任醫生。博濟醫局開張后，應嘉約翰之邀，黃寬常到醫院給病人施行外科手術和會診。

　　博濟醫院的業務發展甚速，漸漸增多的病人使原有病房的容量已經不能適應。嘉約翰為此在廣州轂埠又尋覓得一塊地皮，當作擴大醫院規模的新址。博濟醫院新址自1863年開始基建，到1866年完成，10月開診收治病人。博濟醫院盡管規模迅速擴大，但其病房設施非常普通，當醫院仍然難以滿足病人需要時，附近的民房和禮拜堂就被當作臨時住院處。

　　若沒有象黃寬這樣的中國醫生鼎力相助，博濟醫院恐怕難以維持下去。因為嘉約翰由于自身的健康和在美國家屬的病人等原因，需要不定期回國。此時醫院的管理和醫務責任就落到中國醫生的身上，中國醫生和助手也因此有獨立作主的工作機會而進步長足。當嘉約翰1867年因上述原因回國休假時，全部醫療工作和管理由黃寬及其學生掌管。黃寬主持施行了包括17例膀胱結石在內的多種相當困難的外科手術，他的助手則承擔所有的小型手術和大部分眼科手術。

　　對病人索要費用的問題漸漸引起各方的注意。教會醫學雜志發表了各方教會醫生的討論，分歧者各執所見。少數醫生反對收費，根據是他們的病人大多是窮困潦倒的平民，而且現在仍應遵循早期傳教先鋒開創的慈善治療的原則;主張收費者也有他們看似正確的理由，首先免費治療不能招來有錢人和有勢力的人;其次，即使免費藥物也未必完全得到病人的信任。后者擁有更多的贊同者，收費看來已成趨勢。對窮人一如往常免費診病，但醫院的牧費普遍很低，由此得到的收入納入機構的日常開支。

　　(2)上海：上海由于它所具有的優越地理位置和日漸顯現的在政治經濟上的重要地位，吸引了西方各國傳教團源源不斷地向人口迅速膨脹的上海城派遣教士和醫生。1844年，英國倫敦會的洛克哈特，關閉了舟山診所后，轉移到上海，在南門人口稠密的居民區開設診所。1846年在中國醫學傳教會香港分會資助下，診所遷到上海北門剛剛落成的樓房里，定名仁濟醫院。

　　據仁濟醫院名譽外科顧問賈米森醫師的報告說：在1876年。醫院“所有嚴重的外科手術均在無菌情況下進行。仁濟醫院開創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國的先應用。仁濟醫院是上海第一個教會醫院，隨著仁濟醫院的成功創立，其它教會紛紛進入上海辦診所、醫院。1866年湯姆森牧師(ThomsonEH.)和美國圣公會共同出資，在虹口文監師路與百老匯交匯處租賃中國民房作診所，起名同仁醫院。

　　法國天主教傳教士看到上海僅有兩家外國醫院，且遠遠不能應付日趨增多的病人，遂于1864年在上海租界外灘街辦法國醫院。1877年遷至蘇州河北岸，改稱公濟醫院。1880年，美國圣公會建上海虹口醫院(后稱圣路加醫院)，文恒里醫師在此任職。不久，醫院接受了郭實臘醫院董事會提出與圣路加醫院合并的建議，創建郭實臘醫院。醫院合并后實力大增，業務范圍也漸漸擴大。1888年，又購買醫院前面的空地，增設婦孺醫院，分別由哈斯列(HaslepM.)和蓋茨(Gates MJ.)醫師主管。除極貧窮者外，其他病人一律收費。

　　在1885年6月左右，在上海從事醫療工作的還有兩名女醫務人員。初，美國圣公會傳教士萊芙斯納德(ReifsnyderE.)醫師，于1883年抵達上海，第二年春天，在舊城開一小診所，兩個月后關閉。旋即她又與第一個來華的美國護士麥基奇尼(MckechnieE.)合作重開診所，對需要入院者轉圣路加醫院。后來她倆募集得一筆總數達12000元的捐款,用于在上海城西門外徐家匯建起一個有20張病床的醫院——威廉森醫院(WilliamsonM.曾為該醫院捐款，為紀念她，稱威廉森醫院，中國名為：西門婦孺醫院)，1885年開診。

　　公共衛生的進步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是1880年租界成立衛生處，第二是由傳教士提出用自來水作為飲用水的建議。此前上海人慣用的水源取自于黃浦江和蘇州河，取來河水后，放入缸內用明礬沉淀，煮沸后飲用。

　　(3)北京：1861年，洛克哈特以英國公使的私人醫生的身份進駐北京。1857年底，這位上海仁濟醫院的創建者辭去職務，回國休假，由合信醫生接替仁濟醫院。此時正值英、美、法、俄四國向清廷施壓，要求“修約”，遭到拒絕后，發兵北上引起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無奈，被迫訂立天津條約。洛克哈特在英國聞訊后，極力要求英國派遣更多的傳教士到中國去，擴張傳教勢力，此建議深得英國政府的賞識。1860年，中英訂立北京條約，任命洛克洽特為英國駐華使館的高級醫生，立即赴命。1861年洛克哈特終于來到北京。他一方面為英國使館人員治病，監護英國公使的身體健康;另一方面又與倫敦會總部聯系，表示愿意幫助教會傳教團在北京開設一所醫院，為中國人施醫給藥和傳教。經過積極的策劃和籌備，北京施醫院終于開門施醫，由洛克哈特兼管，成為近代北京第一個西醫醫院。

　　1864年，由于健康的原因，洛克哈特不得不再度回國，北京的工作交卸給倫敦會另一個傳教士德貞醫生。

　　德貞掌管施醫院后，門診人數未減。1865年，英國使館收回屬于使館的施醫院用房，德貞的醫院遷至東城米市大街一座佛教寺院。新址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院落大門直通大街，對傳教和招攬病人極為有利。原有房屋經過修繕和粉刷，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張，醫院正門旁樹立了兩桿70英尺高的旗桿，因此得俗名“雙旗桿醫院”。院內原有一塊重要的石碑，上刻施醫院奠基的日期以及基督教新教進入北京傳教的情形。石碑后來移至文海大樓后院(這里曾是新協和醫院學生宿舍)。由于醫院條件改善，加之倫敦會重視這個開局頗好的醫院，給予資助，使醫院在北京頗有影響。

　　美國衛理公會1875年派遣醫生來北京。畢業于美國費城女子醫學院的庫姆斯(CombsL.)到北京后自辦診所，后來，與戴維斯(DavisG.作庫姆斯的助手)辦了一所35張床位的婦嬰醫院。1877年工作交移霍華德(HowardLA.)醫生。在1900年以前有多名外國醫生到此工作。醫院雖然建在普通民房里，但手術室的房間頗為講究，地板是透水性能良好的上等磚塊，四壁光潔白凈，手術臺是木制的，但燈光設備欠佳，若晚間有緊急手術，只好使用自制的簡易燈照明。

　　1879年，美國長老會在北京開診所，1886年辦安定醫院。1889年，英國圣公會到北京也開有一間診所。

　　2、教會醫院向大城市以外的城鎮延伸

　　鑒于條約中傳教條文的有關規定，傳教士可隨意到中國的各省市建教堂和傳教。所到之處，均有教堂和醫院作為教士在此駐扎的標志。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宗或不同宗的傳教會，有時幾乎同時進人中國的同一個省市和地區，各派傳教士競相擴展傳教地盤。

　　1866年倫敦會醫生到達漢口設診所，1868年倫敦會建天津診所，1869年天主教在杭州設圣文森特(St.Vencent)醫院，1869年愛爾蘭長老會醫師在東北營口從事醫療活動，1870年圣芳濟會在宜昌設有診所，1871年美國長老會醫生進入山東登州，同年，英國浸禮會、蘇格蘭聯合長老會的醫生開始在煙臺活動。1874年美國美以美會在九江創辦醫院，同年，美國圣公會醫生進入武昌。1883年重慶有了美國圣公會的診所，而同年美國公理會醫生在山西太谷縣開創醫療工作。1885年美國長老會建山東濟南診所。同年，美國基督教紐約長老會在海南海口建福音醫院。1890年以前，北京通州、張家口、太原、南京、濰坊、成都、福州、北海、常德、長沙、汕頭、溫州、揚州、蘇州、石家莊、保定、青島、南昌、無錫、蕪湖、開封、吉林、沈陽、西安、蘭州、云南、貴陽均有教會醫生涉足其間;總之，教會醫藥事業遍布中國南北大地。這些醫院雖然數量不少但規模一般不大，即使是正式醫院，其收容能力也極為有限。

　　二、教會醫藥事業的趨于繁榮

　　1、概況

　　義和團運動使傳教士深感單純傳教和辦醫院，并不能改變中國人民，唯有教育才是至高無上，因而改變在華策略，視大學教育為首要目標。如果說1900年以前的50余年是教會醫藥事業的開拓階段，那么1900年以后的頭20年，教會醫學事業的發展卻日如中天，迅猛異常，其重要特征是教會大學蓬勃興起，教會醫學校在各地出現。如廣東女子醫學校、北京協和醫學堂、漢口協和醫學校、濟南共和醫學校、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福州協和醫校、沈陽教會醫學院、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系、湘雅醫學校。除上述重要醫學校外，尚有山西川至醫學校、北京中法大學醫學院、女基督教徒醫學院(上海)等數所。據1913年的統計，教會醫學校學生500人。1915年統計，在華教會學校23所，各類護士學校、藥學校、助產學校36所(參見醫學教育章)。

　　2、主要城市的教會醫學活動

　　(1)廣州：1898年，嘉約翰在廣州花地建起精神病院，這是中國第一所用西式療法的精神病院。1920年以后，廣州的公共衛生和預防疾病運動全面發展。1921年，奧爾特(OldtF.)醫師在博濟醫院內設公共衛生科，主要意圖是：第一，推動沙眼病的普查和治療，第二，為根治鉤蟲病開展治療學方面的研究。1926年，因為時局變化醫院關閉。1929年時局穩定，奧爾特再度返回重新工作，并對鉤蟲病繼續研究。1921年，廣州基督教會組織了一次針對性病的普查和治療的運動，奧爾特是這次運動的負責人之一。

　　(2)上海：1908年，上海成立圣瑪麗醫院，創辦者為巴黎天主教慈善姐妹會和主教帕里斯(ParisP.)。初期僅有四個中等大小的房屋和少量病床，1935年醫院建筑擴大，擁有70張病床，屬于上海震且大學醫學院的臨床醫院，并在姐妹會的協助下，增設了一個護士學校。

　　(3)北京：天主教于1900年設立天主教醫院，由數名修女和法國醫生主管，為傳教士、天主教神學校等學生治病，兼治一些窮人。1902年東交民巷西口的法國醫院建立，床位34張，有一個門診部，放射科，電療室和藥房。1902年，美國長老會于安定門內二條胡同重開道濟醫院，1903年，美以美會于哈德門和東交民巷拐角處，開霍普金斯紀念醫院，由美國的馬薩諸塞州霍普金斯捐款修建。后來，此院增建結核病療養院。1904年，天主教再開東單病院，床位60張，收容對象是貧窮的老年男女病人。1906年，英國圣公會也于北京開圣盧克醫院及診所。

　　1921年夏，北京開始在高等院校中開展衛生教育運動，由北京教會醫學會指導，設在北京大學中的執委會直接負責。在舉辦的暑期學校里，由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學生作關于公共衛生的演講。在這個活動影響下，北京于東城設衛生中心，一方面推動首都公共衛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協和醫院學生的訓練基地。此外，1921年由倫諾克斯(LannoxWMC.)醫生編纂了一本龐大的著作，書名為《在中國的教會家庭的健康》，是作者在對1300個教會傳教士和教徒家庭的調查后寫成。

　　三、教會醫學事業地位的改變

　　1、教會醫學教育的變化

　　1925年發起全國范圍的收回教育主權運動，反對“外國文化侵略”的呼聲日漸高漲。1925—1928年間，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多次發布命令，要求教會學校向中國政府注冊，然后方可給予承認。1925年，政府對宗教教育頒布法規，法規的核心內容包括：學校校長必須是中國人，學校董事會應有超過半數以上的中國人，學校必須承認教學的目的是為教育，不得以傳播宗教為宗旨，不得將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課，取消強制性宗教教育。

　　20年代后，教會不斷地改變政策和策略。在華教會普遍推行普及和集中雙管齊下的方針。在醫藥和教育上則實行集中政策，即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和財力，辦好幾所大學和醫院，使之成為在中國可資稱頌的典范。

　　30年代以后，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加重了教會在華事業的困難。事實上，30年代后，歐美教會總部對中國教會的經濟負擔和其他責任正在逐年減少，來華傳教士也越來越少。1920年，在華傳教士8000人;1932年，是6150人;1936年減至4250人，近乎1920年的半數。據中國基督教協進會1936年的報告，中國教會所得到的經濟援助，普遍減少1/3，個別教會甚至只有原先的1/2。這是形勢的改變，迫使歐美差會改變政策的結果。

　　2、教會醫院地位的變化

　　受上述因素的影響，中國教會也要求教會醫院迅速本土化、中國化，移交醫院管理責權。30年代前后，這種要求變得更為強烈，在教會醫院內部逐漸形成醫院自給自立運動，醫院領導權的交接勢在必行。教會醫院的地位，不論是醫療還是傳教的作用均在悄然變化。

　　另一方面，就外國差會自身而言，在華傳教事業不僅受中國時局變化的影響，同時還受到差會本國形勢的左右。1914年，歐洲戰爭爆發，各方交戰持續4年，在華西醫士和護士大多回國述職。世界性經濟危機，迫使差會減少在華的傳教津貼，招聘醫生在華服務更感困難。由于差會減少了醫院的經費和津貼，來華西醫士逐年減少。與此同時，政府醫院以及各種公立私立醫院的出現，對教會醫院形成競爭的局面。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教會為醫院未來10年作了規劃：第一，縮減醫藥事業計劃;第二，集中精力于幾個重要的大城市建設醫藥事業。惟有高標推的大醫院，方可接受外國津貼;有能力辦醫學教育的醫院可單獨募集基金。至于單純治療的醫院，不妨聯合共辦。對于無法維持者，應從速關閉。

　　醫院內部的傳教工作，在醫院各項業務中占據何種地位，已成為教會必須正視的問題。基督教入華初期，醫藥事業堪稱首要工作，是傳教的先鋒。但是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中國形勢與基督教來華初期已大不相同。支持醫藥為傳教工具這一看法的醫生認為，有病之人需精神上的慰籍，因此樂于接受福音。與之相對，有醫生認為，醫生的職責當在于醫療和救護，醫院的工作已經使醫生無法分身，負擔沉重，無理顧及布道工作。倘若分心兼顧傳教，勢必影響醫療業務。所以醫院布道工作當有專門的傳教士擔當，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許多教會醫院里，西醫士正在逐漸改變從前以醫院為傳教工具的態度和作法，而把醫療工作的質量和效果放在諸項工作之首位。教會醫院的世俗化已成為了一種必然趨勢。

　　結語：這篇文章主要給我們介紹了西醫的傳入和成長以及教會醫學在中國發展的內容，而現在的醫院基本都采取西醫的治療方法，這是因為西醫作用比較明顯，而中醫效果雖然不是立竿見影的，但是療效更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