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后，醫學的各大體系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比如醫學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那么它們在當時有哪些進步呢？通過下文一起來了解一下現代醫學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的相關知識吧。

　　一、醫學遺傳學

　　醫學遺傳學是遺傳學的一個分支，是遺傳學與醫學相結合研究人類疾病發生的遺傳基礎及遺傳規律的一門學科。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及在醫學遺傳學研究中的應用，醫學遺傳學發展迅速，已成為現代醫學研究的前沿學科之一。早期的醫學遺傳學研究主要是以孟德爾和摩爾根的經典遺傳學定律為主導思想，注重于遺傳病傳遞規律及系譜特征的研究。隨著染色體制備技術和觀察方法的建立，人類醫學細胞遺傳學迅速發展。諸多染色體病的發現和七十年代顯帶技術及八十年代染色體高分辨技術的出現和在染色體病研究中的應用，加速了細胞遺傳學的發展，并促使了細胞分子遺傳學這一學科的形成和臨床應用。染色體原位雜交技術及間期細胞遺傳學的發展為人們研究染色體病提供了更為有效的手段。生物化學理論和研究手段的不斷發展，使生化遺傳學得以迅速成長。DNA雙螺旋結構和闡明和基因檢測手段的出現，奠定了現代醫學分子遺傳學的基礎。七十年代開始出現和發展的分子生物學技術在醫學遺傳學研究中的應用，大大的加快了醫學遺傳學的發展步伐，使醫學遺傳學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一大批遺傳病的發病本質從基因水平得以闡明，基因診斷和產前基因診斷迅速發展并在臨床上廣泛推廣應用，并為基因治療奠定了基礎。

　　(一)中國醫學遺傳學發展歷程概述

　　六十年代初期，項維(1962)，吳(1962)等人首先報道了中國人的染色體組型，隨之哈醫大等單位也開展了染色體畸變的研究，與此同時1962年初和1963年分別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醫學研究所病理系和北京協和醫院內科成立了人體細胞遺傳學組和醫學遺傳室。湖南醫學院盧惠霖建立了醫學遺傳研究組，衛生部在1963年初成立了醫學遺傳學專題委員會，制定了我國醫學遺傳學的十年規劃。醫學遺傳學研究在全國許多城市開始啟動。中國醫學科學院和中山醫大有GGPD缺乏的研究，上海第九人民醫院血紅蛋白病的研究，標志著我國生化遺傳學研究的開始，哈醫大有關PTC嘗味能力的調查體現了我國群體遺傳學研究的萌芽。從1963年到1966年三年時期，我國在人類細胞遺傳、生化遺傳和群體遺傳學方面取得一些可喜的進展，培養了一大批的醫學遺傳學工作者。從1966～1976年這十年間，只有到了七十年代的初中期，才有數篇不關細胞遺傳學的研究報道。

　　七十年代末期，產前診斷、遺傳門診在全國各地紛紛建立。尤其是1978年中國遺傳學會及人類和醫學遺傳學專業委員會的成立有力的推動了我國醫學遺傳學研究。1979年底在長沙召開的第一次人類和醫學遺傳學論文報告會不但檢閱了我國醫學遺傳學的研究現狀，而且為進一步開展人類醫學遺傳學研究進行了總動員，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了細胞遺傳學，血紅蛋白病，群體遺傳學為八個協作組。尤為重要的是，吳教授在這次大會上提出的重視計劃生育，加強優生學研究引起了全國的熱烈反響。

　　從1983年至1987年的這四年間，細胞遺傳學的研究更為深入，各種顯帶技術、高分辨技術更為成熟和普及，有的單位還開展了順性位點，尤其是胞性X染色體綜合征的研究，積累的核型分析病例更為增多，首報的核型數量也不斷增加。血紅蛋白的研究在原有工作的基礎上更為深入，產前診斷在羊水細胞培養的同時，絨毛細胞染色體直接制備技術在全國迅速興起和普及。在這四年間，發展尤為迅速和突出的有兩個領域，第一是生化遺傳學和分子病在血紅蛋白病研究的同時，加強了先天性代謝缺陷的研究，不僅進行長久先天性代謝缺陷的群體普查，而且在先天性代謝缺陷的診斷和產前診斷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第二是醫學分子遺傳學開始在我國興起，血紅蛋白病的研究從蛋白質水平開始進入基因水平。苯丙酮尿病、血友病B的研究也開始進入DNA水平。這些標志著我國醫學遺傳學研究新階段的開始。

　　從1987年至1990年這四年是我國醫學遺傳學研究的一個新轉折點，在這一階段分子和生化遺傳學在我國迅速發展，分子遺傳學迅速興起，探針技術，PCR技術在全國許多單位迅速開展用于遺傳病的研究，開展的區域從早期的北京和上海迅速擴散至全國眾多單位。在細胞遺傳學方面分子細胞遺傳學在我國的興起引人注目，染色體原位雜交技術更多的單位已掌握，并利用高分辨染色體進行產前診斷和基因定位。另外細胞遺傳學更為普及，全國已有206個從事細胞遺傳學工作的實驗室。全國的首報核型也達到了700余種。

　　(二)中國的醫學細胞遺傳學研究

　　六十年代初期，細胞遺傳學在我國的萌芽階段。項維，吳等人首先報道了中國人的染色體組型。

　　在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間，我國的細胞遺傳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但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盧惠霖教授領導的湖南醫學院醫學遺傳學研究室，他們自1972年開始細胞遺傳學的研究工作，并早引進了G顯帶技術，建立了C帶，Q帶及高分辨染色體G顯帶技術，結合臨床開展了細胞遺傳學的研究工作。

　　尤其是1979年成立了全國性的染色體研究協作組，并先后在長沙，南京，重慶等地舉辦了染色體研究講習班，普及了染色體G帶，C帶、Q帶，SCE，高分辨等技術。許多單位建立了細胞遺傳學實驗(研究)室。中國人的G帶染色體模式圖也于1979年正式發表。羊水細胞和絨毛組織細胞培養的染色體技術開始在全國推廣。人類高分辨G顯帶技術開始在臨床應用。至1982年，是完成近萬例新生兒染色體病的普查，基本上摸清了我國新生兒染色體病的發病率。并對一些常見染色體病作了深入研究，發現許多國外首次報告的染色體異常。

　　在這一階段，我國的G顯帶，C顯帶，SCE等技術在全國各個細胞遺傳實驗室普及，并成為染色體病研究的常規技術，通過對不同人群的研究，發現了更多的異常核型及染色體畸變，至1990年，約有700余種。除常規的染色體技術外，八十年中期，染色體腹性位點的檢測開始興起，并趨于技術上的成熟。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現了一組有關腹性X染色體綜合征的研究報道。高分辨技術亦趨于成熟，并于八十年代中期發表了中國人850～1000條的高分辨染色體G顯帶模式圖。至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分子細胞遺傳學在我國興起。細胞遺傳學研究在全國更為普及，至1990年，全國共有206個單位從事細胞遺傳學工作。

　　(三)中國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研究

　　簡史六十年代的初中期，中國醫科院和杜傳書直關GGPD缺乏癥的研究，林修基等人有關異常血紅蛋白的研究，體現了我國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研究的萌芽。由于“文化大革命”，這方面的工作被迫中斷。直到七十年代初中期，曾溢濤等人有關異常血紅蛋白的研究才使生化遺傳和分子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復。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我國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才開始了系統的研究工作。

　　這一階段及根據研究的主要內容劃分為兩個時期。(1)1979～1982，此階段生化遺傳以血紅蛋白異常研究為主要內容。(2)自1985年開始，血紅蛋白的研究繼續深入外，其它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研究迅速崛起，從1982至1984年，完成了GGPD，PKU，先天性甲減及DMD，成骨不全，肝豆狀核變性，血友病，粘多糖沉積癥等數十種疾病的我國群體發病情況普查。

　　七十年代崛起的分子遺傳學將醫學遺傳學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而我國的分子遺傳學起步較晚，1984年，上海曾益濤等人首先利用基因探針技術對HbH和HbQ-H兩種異常血紅蛋白的X珠蛋白基因進行了分析。開創了我國遺傳病基因診斷的歷史。醫科院基礎所還在我國自行克隆制備了相應的探針，并將其應用于臨床研究，繼Hb異常之后，PKU基因診斷的成功，標志著我國的生化遺傳學研究開始進入分子遺傳學階段。

　　八十年代的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為我國醫學分子遺傳學的蓬勃發展時期，全國許多單位紛紛建立了分子遺傳學實驗室，積極引進基因診斷技術。繼地中海貧血、苯丙酮尿癥后，DMD、血友病也開始應用基因診斷的方法，至1990年第二次全國醫學遺傳學學術會議時，在我國利用分子遺傳學技術診斷和產前診斷的病種有地中海貧血、血友病、苯丙酮尿癥、DMD，W;lson病。強直性肌營養不良、Hiutington.S舞蹈癥、21-羥化酶缺乏癥等數十種病。并開展APO基用，癌基因、人DMA指紋圖、性染色體基因階段的研究。所采用的技術包括探針技術、RFLP、ASO及八十年代剛剛興起的聚合酶鏈反應技術。

　　(四)我國遺傳病產前診斷研究簡史

　　我國的產前診斷開始于六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初中期，我國開始了利用早孕絨毛進行性染色質檢查以預測胎兒性別的研究和臨床應用，1977年我國羊水細胞培養成功，隨后許多單位開展羊水細胞培養及染色體制備的研究，并很快在臨床上推廣應用。在八十年初期，湖南醫學院夏家輝等人成功的進行了絨毛細胞培養及制備了可供分析的核型。

　　絨毛細胞染色體標本直接制備技術的出現為染色體病的早期診斷提供了有效手段。我國于1983年開始引進該技術，1984年已有關于絨毛細胞染色體直接制備的報道。1985年協和醫院發表了絨毛染色體產前診斷染色體病的臨床應用報道。同年中國衛生協會在桂林召開絨毛早期產前診斷的學術討論會。隨著羊水細胞培養技術及絨毛染色體制備方法的日臻成熟，在八十年代中期，北京、上海利用培養的羊水細胞進行酶體貯積癥的產前診斷。至1990年，共進行了近五十例高風險胎兒的產前診斷。

　　二、神經生物學

　　(一)我國神經生物學發展的充實階段

　　新中國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是我國的神經生物學研究的發展的充實階段。由我國神經生理學家馮德培、王應睞主持，在上海組建了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后來，生化部分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所獨立出來，不久，生化所在胰島素的合成方面取得了成功。從現在神經生物學定義上講，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屬于神經生物學的范疇。由馮德培領導的生理所的幾個與神經科學研究有關的研究室，開展了神經肌肉生理、中樞神經系統生理及感覺神經生理的研究。由于出色的研究工作，這個所很快成為了中國的神經生物學研究中心。尤其是1956年，在中樞神經系統研究方面成績卓著的張香桐自美國回國，更加強了研究力量。

　　值得稱贊的一件事是，1961年由馮德培、張香桐、劉育民等組織了一個面向全國的神經電生理訓練班，這在當時對傳播神經電生理學的知識方法，推動神經生物學在我國的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二)神經科學蓬勃發展階段

　　1980年底，在張香桐先生的領導下，又成立了中科院上海腦研究所。該所主要從事中樞神經系統的結構的功能及導致神經和精神疾病的腦內基本過程的變化的基礎研究。在八十年代后期在中國許多醫科大學也相繼成立了腦研究所、神經科學研究所或神經生物學專業實驗室：如曹小定領導的上海第一醫科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韓濟生領導的北京醫科大學神經科學研究中心，陳以慈領導的中山醫科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鞠躬領導的第四軍神經科學研究所，陳宜張領導的第二軍神經科學研究所等。其實驗室規模、設備及研究人員的質量、數量均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為了迅速提高整體研究水平和科研隊伍的技術水平，各個與神經生物學研究有關的專業學會組織的各種學習班、講習班不斷舉辦，為我國神經科學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以神經解剖學學會為例，在中國解剖學會神經解剖學專業組長李繼碩教授的組織和領導下，在1981年后十年間，先后舉辦了全國性的各種神經生物學技術講習班14次，參加人數超過500人次。

　　一些來自其他領域的科學家紛紛加入神經科學研究隊伍。這些領域包括生理學、生物化學、心理學、精神病學、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解剖學、遺傳學、物理學、信息科學、計算科學、計算機科學等。神經生物學研究隊伍不斷增大，于1995年成立神經科學會。

　　隨著改革開放的政策，神經生物學領域與國外學術交流迅速增加。在IBRO、WHO、美國NIH和中國科學院幫助下，1980年10月在上海首次舉辦有關神經科學的國際講習會，與會有23名外國科學家，60名正式參加會議者。

　　如在鎮痛機制方面，中科院院士張香桐等通過實驗，提出了丘腦髓內核群，尤其是束旁核是痛覺整合的高級中樞，受到國際學術界承認。因為他的一系列重要工作獲得1980年世界休爾獎，并被比利時醫學院授予名譽院士稱號。

　　前面已提到，神經科學包含了神經解剖、神經生理、神經生化、神經藥理等內容。這些學科分支，早就存在于其他科學當中。1995年10月，中國第一屆神經科學學會代表大會和學術年會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正式召開。從大量論文中篩選出725篇參加這次大會，內容包括從神經解剖、神經生理到經分子生物學的各個方面的內容。與會者多達450人，盛況空前。代表大會確認了1994年在武漢成立的中國神經科學學會理事會。

　　(三)腦的十年

　　1989年6、7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聯合決議，命名始于1990年1月1日后的10年為“腦的10年”，并授權美國總統發表聲明，號召美國人民用相應的研究計劃和活動來支持腦研究。此后，國際上許多國家及神經科學會加入到“腦的10年”中，腦研究呈現出一個蓬勃的確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

　　結語：看完這篇文章，我們能夠從中了解到新中國成立之后，醫學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這兩方面的內容對以后醫學的進一步完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