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壺歷代款識特點

　　清末苦窳生(何心舟)制曼生十八式黃泥壺170×65mm　臺灣收藏家藏品紫砂壺在燒制過程中，制壺人在壺上鐫刻或鈐印的文字、符號、圖案，我們稱之為紫砂壺的印鑒款識，它便于鑒賞識別名人名作。

　　紫砂壺的款識與其它陶瓷制品的款識不盡相同，而獨具特色。一把不具款識的壺，看上去使人感到很不完整，價值不高;雖具款識，但款識不美，也會使人感到這把壺欠缺文化內涵。歷代制壺高手陶藝名家對印鈐款十分講究，它涉及到制作者的文化藝術素養，就像繪畫領域內的“畫外功夫”一樣，我們把它稱為“壺外功夫”，是壺藝的組成部分。縱觀紫砂壺款識的發展歷程，它既與紫砂陶的演變緊密相連，又與當時的書法篆刻同步發展。大體經歷了由毛筆題寫、竹刀刻劃到用印章鈐印的工藝演變過程。

　　從傳世的歷代紫砂名壺看，見諸于實物的最早是明代萬歷年間時大彬所制的“時壺”。“供春壺”是沒有款識的，鈐有“供春”二字的壺，皆歷代紫砂藝人所仿制。明代四名家董翰、趙梁、袁錫、時朋目前皆無實物資證。李茂林史載以原書號記自己的作品。

　　明代流行刀刻款識，周高起《陽羨茗壺系》說：“鐫壺款識，即時大彬初倩能書者落墨，用竹刀畫之，或以印記，后竟運刀成字，書法閑雅，在黃庭樂毅帖間，人不能仿，鑒賞家用以為別。”意思是說，時大彬請人用毛筆預先題寫在紫砂胚體上，在紫砂壺將干未干時，自己用竹刀在胚體上依毛筆的提頓轉折逐筆刻劃。其后熟練，竟自行以刀代筆，不再請人落墨，賦予款識以個人風格，以致別人無法仿效，并因而成為歷代鑒賞家鑒定“時壺”的重要依據。

　　從傳世紫砂器上觀察，明代紫砂藝人中除時大彬外，尚有李仲芳、徐友泉、陳信卿、沈子澈、項圣思等一批壺藝名家刻劃署款。以刀刻署款必須有一定的書法基礎和較高的悟性，而一般工匠很難達到，當時宜興紫砂藝人中有一部分人自己寫不了字，只得請人落墨鐫款，于是就有“工鐫壺款”的專門人才，如明代的陳辰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請他鐫壺款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