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興紫砂壺的歷史

　　宜興紫砂壺，始于明代正德年間。宜興紫砂壺是藝術品，它形制優美，顏色古雅。 另一方面，它又是實用品，明清兩代，伴隨著瓷器的興盛，宜興紫砂器藝術也突飛猛進地發展起來。邵友蘭善做仿古器型，尤以“配泥精致，質堅如玉為一絕”。所用印章有橢圓式帶邊紋的“陽羨邵友蘭制”，還有帶邊的方章“友蘭秘制”，小印楷書“友蘭”二字，銘刻一般署名“二泉”所作。由于紫砂藝人的印章材料堅固，一般可以沿用若干年，甚至終生都在使用，因此印章款的鑒別是判斷紫砂壺作者的一個直接依據。

　　1950年至1960年的宜興紫砂壺，是具有明顯時代特征的品種，這個時期的紫砂工藝，可以說是紫砂制造工藝能夠流傳至今、發揚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歷經戰亂的宜興紫砂從業者僅存五十多人，而制壺的老藝人更只剩下二十多人。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老藝人組織起了合作社，恢復了紫砂壺的生產。這個時期出現了朱可心、王寅春、蔣蓉、顧景舟、吳云根、裴石民等一批壺藝大師，這些大師的作品，精品迭出，砂質優良，工藝規范，受到了壺具收藏愛好者的追捧與青睞。

　　創始人

　　通常的說法，紫砂壺的創始人是明代正德——嘉靖時的龔春(供春)。 “余從祖拳石公讀書南山，攜一童子名供春，見土人以泥為缸，即澄其泥以為壺，極古秀可愛，所謂供春壺也。”(吳梅鼎：《陽羨瓷壺賦·序》) 供春壺，當時人稱贊“栗色暗暗，如古今鐵，敦龐周正。”短短12個字，令人如見其壺。 可惜供春壺已不得見，當代宜興紫砂大師顧景舟先生的一件仿品，價格也在60萬港幣左右，足見供春壺的藝術價值多么珍貴。供春傳時大彬、李仲芬。二人與時大彬的弟子徐友泉并稱為萬歷以后的明代三大紫砂“妙手”。

　　時大彬的紫砂壺風格高雅脫俗，造型流暢靈活，雖不追求工巧雕琢，但匠心獨運，樸雅堅致，妙不可思。他的高足徐友泉晚年自嘆：“吾之精，終不及時(時大彬)之粗也。” 徐友泉，手工精細，擅長將古代青銅器的形制做成紫砂壺，古拙莊重，質樸渾厚。傳說，徐友泉幼年拜時大彬為師學藝，懇求老師為他捏一頭泥牛，時不允。此時一真牛從屋外經過，徐急中生智搶過一把泥料，跑到屋外，對著真牛捏了起來，時大加贊賞，認為他很有才華，于是欣然授其全部絕活，后來果然自成一家。 以上四人為第一期時代的紫砂壺大師。 第二期紫砂壺大師為清初人陳鳴遠、惠孟臣。 陳鳴遠以生活中常見的栗子、核桃、花生、菱角、慈菇、荸薺的造型入壺，工藝精雕細鏤，善于堆花積泥，使紫砂壺的造型更加生動、形象、活潑，使傳統的紫砂壺變成了有生命力的雕塑藝術品，充滿了生氣與活動。同時，他還發明在壺底書款，壺蓋內蓋印的形式，到清代形成固定的工藝程序，對紫砂壺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由于陳鳴遠的作品出神入化，名震一時，故仿品、贗品大量出現。

　　顧景舟先生說，從少年習藝，直至暮年，半個多世紀中他也只見到幾件真品，收藏家要特別小心以防走眼。 明末天啟、崇禎年間的惠孟臣，長于制作小壺，以小勝大。孟臣壺以竹刀劃款，以器蓋內有“永林”篆書小印者為精品。 第三期紫砂壺大師是清代中葉嘉慶、道光年間的陳鴻壽和楊彭年。 陳鴻壽，是清代中期的著名書畫家、篆刻家。藝術主張創新，他倡導“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須要見“天趣”。他把這一藝術主張，付諸紫砂陶藝。第一大貢獻，是把詩文書畫與紫砂壺陶藝結合起來，在壺上用竹刀題寫詩文，雕刻繪畫。第二大貢獻，他憑著天賦，隨心所欲地即興設計了諸多新奇款式的紫砂壺，為紫砂壺創新帶來了勃勃生機。他與楊彭年的合作，堪稱典范。

　　我們見到的嘉慶年間制作的紫砂壺，壺把、壺底有“彭年”二字印，或“阿曼陀室”印的，都是由陳鴻壽設計、楊彭年制作的，后人稱之為“曼生壺”。陳鴻壽使紫砂陶藝更加文人化，制作技術雖不如明代中期精妙，但對后世影響很大。 楊彭年首創捏嘴新工藝，他不用模子，信手捏來，隨意而成，頗具天趣。 乾隆以后，伴隨著清王朝的衰落頹勢，紫砂壺的制作也愈來愈不景氣。 值得一提的是嘉道年間的邵大亨，他為陳鳴遠以后的一代高手，其它如邵友蘭、邵友廷、蔣德休、黃玉麟、程壽珍諸人，則一代不如一代。更多的是因循守舊，很少創新，制作工藝也日漸草率荒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