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邦賢

　　陳邦賢，醫史學家。畢生致力于中國醫學史、疾病史、醫學家傳記、二十六史醫學史料之研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系中國醫學通史研究的開拓者和醫史教育的倡導者。他的努力，為中國醫學史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陳邦賢，字冶愚、也愚，晚年自號紅杏老人，江蘇鎮江市人，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6歲開始讀書，13歲即開始攻讀中醫學。曾拜江蘇丹徒名醫李冠仙(如眉老人)為師，受其影響，陳邦賢自幼對祖國醫學之悠久歷史便有了較深的了解。1907年，陳邦賢赴江蘇省簡易師范學習，畢業之后，仍不斷攻讀中醫學，并開始接觸、學習普通生理衛生等西醫學著作。為了學有所樹，陳邦賢欲往醫學講習所深造，終因家道清貧，力有未逮。因此特地致信丁福保，懇請函授，學習中西醫學及醫學史。自1910年始，陳邦賢得到丁福保熱情不倦的教導。此期，迫于生計，陳邦賢先后在鎮江衛生醫院任中醫內科醫員，在揚州江蘇省立第五師范學校及省立第八中學任校醫、生理衛生教員，舍監等職。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在丁福保函授指導下刻苦學習，勤于寫作。當時丁福保翻譯的西醫著作中不僅有生理解剖及臨床各科，還有《西洋醫學史》一書。在該書的啟發下，陳邦賢認識到醫史研究對于總結過去，了解現在，預見未來的重要性。因而萌發了從事中國醫學史研究，撰寫中國醫學史著作的愿望，并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此項工作。為了能與同道共同研討，集眾人之智慧，創我國醫學史之學術，于1914年陳邦賢倡導成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醫史研究會。這一時期，是陳邦賢一生中論文發表為密集的年代。1919年，陳邦賢撰成了他的第一部《中國醫學史》，由上海醫書局刻印。遺憾的是，當時我國的醫史研究還只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盡管陳邦賢竭力呼吁，但和者甚寡。《中國醫學史》于1920年刻成，竟鮮得問津。陳邦賢只得壓縮本已相當窘迫的生活費用，自賠刻印刊行費用。然而這并未能挫傷他從事醫學史研究的意志。1924年，應邀出席了在日本召開的“遠東熱帶病學會”國際學術會議，在國際上擴大了我國傳統醫學的影響。

　　30年代，陳邦賢仍在無錫中學、棲霞鄉村師范、江蘇省立師范學校任校醫、生理衛生教員及棲霞醫院院長。直到1934年始得兼任江蘇省立醫政學院衛生教育科中醫特別訓練班醫學史與疾病史教授。至此時，年近半百的陳邦賢才有了兼職從事醫史研究的機會。在這一時期內，他生活之艱難困苦是難以想象的。他父母謝世，家中生活的負擔僅靠他一人微薄的工資支撐。不料幼子出生后不久、夫人又去世了，留下4男3女7個子女，一切都要他一人料理。他中年喪妻，精神上遭受沉重的打擊。然而，堅定的信念與頑強的意志支持著他自強不息。工作上，他身兼數職，忙于奔波，維持生計;家庭中，他身兼父母，操持家務，教育子女。在這樣一般人已無法承受的負荷下，他堅持大量地涉獵古今醫書文獻和報刊雜志，撰寫論文專著，編輯小報期刊。他的代表作《中國醫學史》修訂本正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并作為在我國學術界有顯著影響的《文化史叢書》之一出版。

　　抗日戰爭時期，陳邦賢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編輯，中醫教育專門委員會專任委員兼秘書(1939—1943年)。遷居四川后，合家只得租一間小屋，昏暗擁擠，無法進行他的研究工作。陳邦賢竟將喧鬧茶館作為自己的臨時研究室，每天還要躲避日本侵略軍飛機的空襲，他以驚人的毅力在茶館中完成了大部分的《二十六史醫史資料匯編》和《新本草備要》。

　　1944—1949年，陳邦賢調至國立編譯館任自然組編審，1945—1952年兼任國立江蘇醫學院(今南京醫學院)醫學史教授。此時，他始有較多的時間專門研究醫學史。這一時期完成的著作有《中外醫史年表》、《醫學史綱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陳邦賢以無比興奮的心情，積極參加新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開初，他出任鎮江市衛生科科長，兼任江蘇醫學院醫學史教授，同時，還擔負著不少社會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陳邦賢仍然堅持不懈地兼顧著醫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1954年，陳邦賢奉命調京，在中央衛生研究院中國醫藥研究所醫史研究室從事中國醫學史研究工作，時年69歲。1955年，轉衛生部中醫研究院(即今日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任副主任。此時，陳邦賢雖年逾古稀，但仍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醫史研究中，三本大型資料匯編性著作《二十六史醫史資料匯編》，《十三經醫史資料匯編》、《諸子集成醫史資料匯編》及《中國醫學人名誌》相繼完成。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并用以指導中國醫學史的研究。1957年新一版的《中國醫學史》(第三版)不但充實了豐富的新內容，而且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及方法方面，有了顯著的提高。另外，他還主持編撰了西醫學習中醫和中醫學院所用的《中國醫學史》教材，于1956年印行全國后又改編為《中國醫學史簡編》。在此期間他還為國家培養了年輕一代的醫學史研究人員。他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曾擔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農工北京市市委常委等職。還兼任《中華醫史雜志》編委，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及北京分會醫史學會常務委員，《中醫雜志》編委等學術職務。

　　60年代中后期，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很大的沖擊，但他從來沒有停止過醫史研究及醫學實踐活動。此期完成的書稿有《中草藥匯編》、《食療本草》、《食療方》、《簡易方》、《中國疾病史稿》、《中國醫史年表》、《中國近代史年表》、《近代醫學書目》等等，他一直工作到臥床不起。1976年2月5日，陳邦賢因患急性肺炎治療無效而逝世。

　　陳邦賢從13歲起便矢志學醫，誦讀古典醫籍。清末民初，他逐漸接受期刊，函授教育的影響，開始不滿足于中醫學之原有理論，努力學習一些西醫學書刊，并將中醫學與西醫學進行一些比較。這些比較研究，構成了陳邦賢早期學術思想的許多重要方面，促使他選擇了為之付出畢生精力的醫學史研究工作。另外，影響他早期學術思想形成的重要人物，是他的函授導師丁福保。

　　主張匯通中西醫學術

　　鴉片戰爭之后，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我國，西醫學亦是其中的一支主流，使中醫學的傳統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在中醫界內部引起強烈的反響。

　　作為一個一心希望祖國醫學繁榮昌盛的熱血青年，陳邦賢對當時中醫學術的狀況深感憂慮。1910年他致函丁福保，流露出他不滿足于中醫學原有理論的思想：“賢幼時喜習醫書……十年來，每有暇，咸涉獵醫書，兼研究普通生理衛生學，每嘆內難諸書，謬誤者多”。他認為注《內經》者于馬蒔之后，名則以經注經，實則不過摭拾古人之唾余，幾無創新。他“久思將素靈一書，舉其與新說相吻合者，逐條解釋，溝通會合，溶冶一爐。其謬誤者，則訂正之”。以此為目的，他輯成《中西匯通素靈摘要》一書。他認為“此作雖不敢稱之為中西匯通專書，然自問于國粹之保存，似不無稍有所禪助焉”。此作深得丁福保之贊賞，可以說，這是陳邦賢早年學術思想之代表作。在這一學術思想的指導下，他以“函授新醫學講習社優等畢業”之名義，在鎮江舉辦“西醫傳習所”，呼吁醫學界及早猛省，習西醫以為抵制外人在我國四處開辦醫院掠奪國人之生命權。他認為中醫“與其將來受彼取締，聽彼排斥，何如我今日先習西醫之學術，盡彼之長，出我舊有中醫之學問，以補其缺，中西畢貫，既不至于固步自封，自可免于天演淘汰”。他強調“創辦西醫傳習所，非揚西而抑中，實求新而補舊。……借西方之鴻寶，保東國之粹言”。與此同時，他還發起成立“中西醫學會課社”等學術團體，以文會友，以研究中西醫學，交換知識為宗旨。凡有志于學習中西醫學者均可參加，無需交費，其優勝獎品來自捐贈。可見陳邦賢熱心于學術交流，傳播西醫知識，完全出自于發揚中醫學術之意志，出自于抵制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之目的。

　　陳邦賢的第一、二版《中國醫學史》以及1949年前40年間發表的大量論文，基本上都是在“保存國粹”思想指導下發表的。他歌頌中國古代醫學的成就，也擔憂西醫傳入后之發展對中醫的沖擊。他承認西醫的科學性，也不甘心中醫被排斥、取締或淘汰。他堅信中醫是科學的，也承認中醫有非科學的內容。這一切，他都贊成通過匯通中西醫學術來解決。

　　然而由于時代的局限，陳邦賢雖有滿腔發展中醫的熱情，但未能找到正確的道路。在他的中西匯通的工作中，有時不免以西醫為標準來衡量中醫，因而陷入新的迷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于“團結中西醫”的方針政策表現出發自內心的喜悅和敬佩之情。他在1957年出版的第三版《中國醫學史》中，刪掉了《新醫學蓬勃發展》一章。因為1936年出版的該章內容較為片面地頌揚了西醫學在中國的蓬勃發展，而對中醫界圖生存的斗爭卻未詳述其理由和根據，對余云岫廢除中醫的提案未予以批評。雖然書中并沒有明確表示自己的觀點，但傾向性還是顯然存在的。這一刪節，說明陳邦賢對中醫學的學術思想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與更為正確的評價。與此同時，他還發表論文，嚴肅認真地進行自我批評：“就是我個人研究中國醫學史，也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認為祖國醫學是歷史性的東西，陰陽五行是玄謬的理論，而把歷史中所證明的中醫中藥數千年來治病救人的療效，未能及時發揚……這是我個人應作深刻的自我批判的”。此后，他為繼承和發揚中國醫藥學的遺產，進行著不懈的努力。

　　開中國醫學史研究之先河

　　陳邦賢的一生可說是為了研究中國醫學史而艱苦卓越地奮斗的一生。之所以言其艱苦卓越，不僅因為他的生活艱苦，環境惡劣，更重要的是他作為中國醫學通史研究的開拓者，從事的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工作。他不但開拓了中國醫學通史的研究，而且提出了發展中國醫學史的努力方向。他的工作涉及到醫史科研的各個方面，如醫史研究的方法、意義、價值，醫藥學的起源，醫學史的分期，中醫學術的發展及其變遷的理由，以及關于醫學史及醫史學的定義和任務。這些工作中有些觀點盡管還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但是都同樣具有開拓性意義。

　　1910年，丁福保在上海創辦《中西醫學報》，陳邦賢投書拜師。1910年10月，他在《中西醫學報》上發表了第一篇醫史研究文章——《劉完素》。此后，在丁福保的影響下，陳邦賢接觸了丁福保翻譯的許多西醫著作，包括了《西洋醫學史》一書。相比之下，使陳邦賢看到了我國醫學史研究的落后狀態，決心為改變這一狀態貢獻自己畢生精力。他指出：“吾國數千年之醫學，豈區區傳記遽足以存掌故資考試乎哉?此邦賢之所以發憤編輯中國醫學史也”。

　　1912年，陳邦賢開始著手編撰第一部《中國醫學史》。他經過兩年時間，多方蒐集資料，于1914年草擬出大綱，計有太古、三代、秦漢、西晉至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國之醫學及中國醫事年表共11章63節。陳邦賢惟念一人學識有限，乃倡議建立醫史研究會，“邀我邦人諸友，入會磋磨，俾吾國歷朝醫事之沿革及其進化之理由，不致湮沒，醫史光榮，勝于異國”。其宗旨在于編輯一部較為可靠的《中國醫學史》。因此他將《中國醫學史目次》附在醫史研究會成立啟事之后，公開發表于1914年5月第4期《中西醫學報》上，廣泛征求意見。此外，還將剛寫完的一章初稿《第九章——清代之醫學》為了同樣的目的公開刊登于同一雜志上。

　　正是經歷了如此廣泛而細致的工作，陳邦賢歷時近10年，于1919年撰成了第一部《中國醫學史》，此書系統地闡述了歷代醫學發展的狀況，力圖探索其發展演變的過程，開創了用編年史體裁撰寫中國醫學通史的新篇章，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擺脫了傳記形式的醫學史著作。此書所確立的我國醫學史編寫體例，至今仍被國內外各醫學家所遵循沿用。

　　自此書問世之后，陳邦賢又于1936年及1956年兩易其稿，兩次重版。第二版《中國醫學史》在第一版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內容，尤其是充實了現代醫學的內容，年代的分期更為概括，只分上古、中古、近世與現代4個時期來闡述，并將文言文改成了白話文。第三版《中國醫學史》試圖從社會經濟、政治體制、文化思想背景幾方面來闡述各時期的醫學興衰及演變，力圖用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來分析研究中國醫學發展的歷史。其治學方法基本上仍然與前兩本書相同，時代的分期基本上恢復第一部《中國醫學史》的面貌，增入了“太平天國及辛亥革命后的醫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學”兩章。這三部《中國醫學史》傾注了陳邦賢大半生的精力，它不僅反映了陳邦賢本人生活的三個年代的歷史背景及他的學術水平的三個層次，事實上陳邦賢作為這一學科的創始人，他的三部代表作也反映了我國醫學史研究從無到有，逐漸發展起來的三個階段。

　　除了三部《中國醫學史》以外，為了開闊醫學史的研究，陳邦賢還做了許多其他的工作。1929年，他曾以《醫學史分類之研究》為題，詳列了需要深入研究的醫史專題54類，包括疾病、專科、煙酒、食品等百余種專史課題。他呼吁“吾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倘能設醫史研究科，或醫學院中設置醫史科，俾醫史成為一重要之科學，豈不懿歟”?陳邦賢以此以啟人，也以鞭策自己。他一生之所為，無不以實現自己的夙愿而發奮。他的所有論文、文稿、洋洋百萬言的史料整理，都是圍繞著他20年代開拓中國醫學史研究的計劃而進行的。

　　縱觀陳邦賢的三部《中國醫學史》及其他的醫學史論著，不難看出有幾個鮮明學術特點。首先他認為整個醫學的歷史是在發展變化著的。因此，他尤其重視研究醫學知識之發展及進化之原因，從中探索醫學發展演變的規律性。早在1911年陳邦賢著手編撰第一部《中國醫學史》之前，在他的論文中已顯示出這一觀點：“及揆諸醫史，唐孫思邈作《千金方》，王燾作《外臺秘要》，靈素仲景之學，至此已一變矣。再變而為劉守真之專寒涼、張子和之專攻下，李東垣之專重脾胃，薛立齋、張介賓輩出，則專主溫補，我中國之醫學，蓋屢變而不一變矣。距今已數百年，又有不得不變之勢。此揆諸醫史，更不可不習西醫以為權變計也”。在此，陳邦賢不僅指出了歷史上中醫學術變遷的過程，并作出了西醫傳入后我國醫學必將再度發生變化的預言。這正是他研究醫學史的目的所在。至30年代，陳邦賢在其第二版《中國醫學史》例言中明確指出：“現代所謂醫學史，就是以研究史學的方法，研究醫學知識之進展，如基礎醫學或臨床醫學，過去怎樣，現在怎樣，以及推想將來怎樣”。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陳邦賢對“歷代醫學之變遷極為注意。如周時有陰陽風雨晦明之說，漢時有陰陽五行之說，晉時有道家之說混入，唐時佛教之說混入，宋時受性理影響，清時注重考古之學，以及科學醫之輸入，均纖悉詳載，俾讀者可以知歷代醫學變遷之因果”。可見他非常重視探討我國醫學發展的規律性。如他所發表的論文《中國醫學之起源及其發達之狀況》(1937年)、《清代三百年醫學學術之鳥瞰》(1941年)、《中國上古醫藥學的起源和演變》(1943年)等等，都涉及到醫學演變的規律性的問題。盡管這些研究都還是初步的，或者并不完全正確，但也是中國醫學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中國醫史學不但有了新的目標，而且也開始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

　　1945年，陳邦賢提出了“醫史學”這一概念，并對醫學史與醫史學的異同作了清晰的說明。他強調：“研究醫學進展的過程，叫做醫學史。更研究其文化、學術、政治、社會、經濟等背景，叫做醫史學。中國人應知人類和社會進化的史跡，研究醫學者，更應當知道中國醫學的變遷及其進化之理由”。“明白現在關于醫學各重要事象的由來，其由來既明，則于未來問題的推索和解決都有把握。其價值亦即在此”。至此，他不僅僅開闊了醫史研究的范疇，并進一步明確了醫史學的任務在于總結歷史經驗，更好地了解現在，以利于預見未來。這與今天醫史研究的主導思想也是一致的。

　　為了更好地了解探索中醫學術發展演變的規律性，陳邦賢非常注重對中醫學術流派的研究。遠在1914年，他就發表了《與袁君桂生討論醫學流派書》一文，就醫學流派之產生，學派之定義，研究之方法和意義等，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列舉大量實例指出：學派與發明是不同的。發明指成就而言，而學派則可能有優點，也可能有缺點。學派有以人名為主體，有以地名為主體，有以時代為主體，有以學科名詞為主體。他認為學以愈磋而愈明，識以愈辯而愈博。因而提倡研究醫學史上的學術流派，及流派之間的學術爭鳴，分析其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

　　陳邦賢從事醫史研究中特別重視歷史資料的蒐集，以史實資料來說明觀點。他在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足以令人折服。在第一版《中國醫學史》中，他就非常明確地強調了掌握史料在醫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認為觀點必須建立在豐富而正確的史料之上，切忌空發議論。他不僅在本人的論著中非常注重史料的引用，并且為了幫助后人的醫史研究工作，進行了大量的艱苦的資料匯編工作。他注重從歷代各種中醫典籍中蒐集醫史資料，也廣泛涉獵經史子集、叢書筆記各類著述。他以幾乎是難以想象的毅力與韌性從浩瀚的十三經、二十六史、諸子百家中摘錄了大量的醫學史資料，匯編成三大部著作。其中《二十六史醫史資料匯編》已經多次整理，終在他逝世多年后于1982年建立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時印刷出版。而《十三經醫史資料匯編》與《諸子集成醫史資料匯編》尚需進一步整理。陳邦賢的這些資料匯編，是迄今可以見到的材料豐富的醫史資料集，是他留給后人的一份極其寶貴的學術遺產。

　　此外，陳邦賢關于醫藥學起源問題的論述也很值得重視。早在他的第一部《中國醫學史》中，他就明確寫道：“考醫學之起源，本以簡單之經驗為始，至人文進步之后，始具一定之目的與方法，吾人現有之知識，絕非盡得諸自身之經驗，其大部分皆賴先輩之失敗與努力，而漸趨完全之域，綿延至今，遂為吾人之所有也”。說明他已注意到了醫學起源的實踐性與醫學發展的繼承性。此后，經過反復學習研究，他的觀點更為具體與鞏固。他曾多次發表論文專題論述醫學起源問題。1929年，陳邦賢以“醫史從話”的形式專題論述“醫學起源始于簡單之經驗”。8年后，陳邦賢又一次專文論述這一課題。他在引述史籍中有關燧人、伏羲、神農、黃帝之為醫藥衛生始祖的資料后說：“總之原始之醫療觀念雖然為神權所籠罩，但人類在生存競爭中，經歷了無數事變，都給予他們一個新的刺激，于是便有本能的反應”。時隔6年，他再次論及醫藥學之起源。他認為：“上古醫藥之起源，究竟先有醫?還是先有藥?還是醫藥同時并有?大概是先有醫而后有藥的”。他在論證了這一觀點之后強調：“藥物之起源，是始于神農氏”。由此可見，陳邦賢在醫藥起源問題上，雖然接受了“本能說”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重視我國學者在醫始祖上的傳統學說，主張醫藥起源于實踐生活，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

　　陳邦賢是我國醫學通史研究的開拓者，是創建醫史研究會的先驅者，也是呼吁建立醫史研究機構和在醫學院校設立醫史教學的早期倡導者之一。陳邦賢一生著述甚多，在國內外的影響很大。1920年他的第一部《中國醫學史》梓核時，被人稱為“空前的杰作”。1936年的第二部《中國醫學史》被列入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化史叢書》，出版后受到國內外的充分注意。日本的山本成之助博士將此書譯成日文，于1941年在日本東京出版。

　　1945年，戚銘遠在《中華醫學雜志》上撰稿，對陳邦賢的業績予以熱情的肯定。他說：“1920年丹徒陳邦賢先刊行《中國醫學史》一書，詳述秦漢以下醫官掌故，醫藥制度，并以醫家及行世書目，各按時代，鱗次排比，誠為中國第一部比較名實相符之醫史專著”。他還指出：“吾國研究醫史之組織，當以1914年陳邦賢氏發起之醫史研究會為濫觴。該會宗旨，在研究歷朝醫事之沿革及其所以進化之理由，確定醫史唯一之資料，編輯中國醫學史”。可見陳邦賢所做的努力和貢獻，影響是非常廣泛而深遠的，他的學術地位早在40年代即為醫學界所承認。

　　在國際科學史、醫學史界，陳邦賢也是具有影響的重要人物。如英國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學者李約瑟博士，在其著作中對陳邦賢的醫史研究給予相當高的評價。他每次訪問中國，都要專程拜訪陳邦賢，交流醫史研究情況。5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醫學史》之修訂，更廣泛地流傳于國內外許多圖書館。即使近年來，國內外學者之醫史論著、臨床報道或實驗研究論文，有很多仍直接引用陳邦賢著作中的資料和論點。

　　在學術上，陳邦賢是很有影響的一代宗師，在生活中，他具有仁者的人格風范。他為人治病從不收診金，對求診者有求必應，且細致耐心地診治，幾十年如一日。陳邦賢平素待人仁厚寬容。晚年他編寫一部《醫林紀事》記載當代醫學人度肯定其成就。他的一生中，無論生活、工作的環境多么惡劣，他一直毫無怨言。

　　陳邦賢一生為中國醫史研究與普及而奮斗，他克勤克儉，堅韌不拔，作為一位研究者，他學而不厭;作為一名教育家，他誨人不倦，為后學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

　　(作者：李經緯　張志斌)

　　簡歷

　　1889年　出生于江蘇鹽城縣沙溝鎮。

　　1901年　開始攻讀中醫學。

　　1910年　函拜丁福保為師、學習西醫學，并博覽群書，致力于中國醫學史之研究。

　　1914年　發起成立醫史研究會。

　　1934年　任江蘇省立醫政學院醫學史、疾病史教授。

　　1939—1943年　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編輯，中醫教育專門委員會專任委員兼秘書。

　　1944—1949年　任國立編譯館自然組編審。

　　1945—1952年　任江蘇醫學院醫學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