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在近代適應了中國環境的需要，因此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不但健全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同時在衛生保健和治療機構上也有所建樹，另外在當時還誕生了一些制藥工業，那么具體是什么情況呢？通過下文來具體了解一下吧。

　　一、十九世紀初至抗日戰爭前的制藥工業

　　前已述及，19世紀50年代開始建立的早期西藥房，無論是外商或國人自己開辦的較大規模的藥房如老德記、科發、中西、中法等藥房除經營進口西藥外，尚制造一些“本牌成藥”，但未形成制藥工廠或企業。清末洋務運動期間，我國已開始建立民用工業，如繅絲廠、紡織廠等，也未見有制藥廠的興建。

　　早在中國購地建藥廠的是英人施德之于1900年在上海開設的施德之藥廠。隨之華人也開辦藥廠，如廣州的梁培基于1902年在廣州建立梁培基藥廠，1912年沈方知等于上海建立中華制藥公司，此后，1917年建和平制藥公司(廣州)，1923年建九福制藥公司(上海)，1924年建唐拾義制藥廠(上海)。上海、廣州是我國近代制藥工業的發祥地，以后逐漸擴展至其它城市，相繼建立了一批制藥公司、制藥社和制藥廠。

　　上海自1912年中華制藥公司建立后，至1924年陸續開設了93戶藥廠。不過這些藥廠一般都是規模不大，設備簡陋，資金很少，產品單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藥進口恢復，藥價逐漸下降，這些藥廠無力與之競爭，紛紛倒閉，后只剩了10余家。“五四”運動后，全國抵制日貨，提倡國貨，打開了國產成藥的銷路，促使一些資本雄厚的藥房建立藥廠，如華生牛痘苗廠(1919)，五洲(1922)、中法(1925)、新亞(1926)、中國膠丸廠(1926)、佛慈(1929〕、新光(1933)藥廠等。民族資本的制藥工業一度有所發展。據統計至1936年末，上海共有藥廠58家，職工1500余人，資本總額近300萬元。

　　廣州自1902年粱培基藥廠建立后，繼之建立的有唐拾義藥廠(1902)，和平制藥公司(1917)，普濟等藥廠，這些藥廠大多是進口西藥原料而后加工成制劑，如用奎寧制成發冷丸;用山道年制成疳積餅或散;用阿斯匹林、非那西汀等制成止痛散等。據調查統計，1938年日軍侵占廣州前夕，生產成藥制劑的藥廠有30余家，產品種類100多個。

　　一般來說，我國制藥工業的特點是“先商后工”，藥廠大多脫胎于藥房，由西藥商業中分化獨立出來的。從總體上看，大型的能進行半機械和機械化生產，具有資本主義規模的大藥廠較少，而基礎薄弱，技術落后的中小型藥廠較多。

　　二、抗日戰爭時期的制藥工業

　　隨著日軍侵華的擴張，我國領土不斷淪陷。凡是淪陷地區，日本藥商就乘機占領那里的西藥市場，排擠掠奪我國制藥工業，致使我國制藥工業受到嚴重的破壞。在抗日戰爭開始時，上海的制藥工業雖然遭到了戰爭的破壞，但不久又有所恢復。一方面當時設在租界地區的一些藥廠，因其為日軍勢力所不及，故受損失較小，不久又恢復了生產。由于社會上對藥品的需求量增加，自1939年開始，逐漸又開設了一些制藥廠，制銷成藥以滿足社會需要;一方面，由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歐美各國的原料藥及西藥制劑無法輸入，一些藥廠利用各種手段增資，擴大生產，不僅制銷成藥，還著手研制生產一些原料藥。如磺胺類、咖啡因、葡萄糖酸鈣、煙酰胺等。

　　在戰爭的威逼下，南京國民政府號召“工廠內遷”，我國幾個大城市的重要藥廠如中法、新亞、五洲、華美等陸續內遷至武漢、重慶、昆明等地。在內遷途中這些藥廠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損失。雖然遷往內地的藥廠，由于原料來源困難，成本高昂，質量不高，產銷不正常，但它們制銷藥的藥品對支援戰時軍民起了一定作用。

　　三、抗日戰爭勝利后的制藥工業

　　抗戰勝利后，我國的民族制藥工業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被官僚資本排擠、遏制，以制藥工業的發源地上海為例，官僚資本利用在上海接收的日本武田、黑田和德國拜耳等藥廠，繼續用原有的牌號和商標，進行仿制進口藥，與民族制藥工廠激烈競爭。同時美國西藥大量進口，以只有中國自制藥品成本的1/10價格傾銷至中國市場。使初具規模的上海制藥工業在雙重的排擠下受制沉重打擊，絕大部分的藥廠生產大幅度下降，處于勉強爭扎的境地，甚至陷于停頓或倒閉。如1947年新亞藥廠先后解散的職工達2/3以上，信誼藥廠的化工廠被迫停工。據統計自從1912年上海制藥工業開始獨立設廠以后的231戶至1949年9月只剩下了130戶。

　　總之，我國制藥工業自20世紀20～30年代興起以來，雖得到一定的發展，但主要是加工制劑生產成藥，原料藥的制造甚少。由于受到帝國主義的控制，政府的不重視，藥學人才的的匱乏、化學工業與機械工業薄弱等因素，致使新中國成立前的制藥工業十分落后。

　　藥學研究與藥學教育

　　一、藥學研究

　　我國近代藥學研究始于本世紀初，因為當時我國制藥工業不發達，藥品生產基本是仿制或制劑加工，所以主要為中藥的化學和藥理研究，對于藥物合成與分析、藥劑學、藥物臨床等的研究很少。早期從事中藥研究的，主要是一些自歐美或日本留學回國的留學生，如陳克恢、趙承嘏、經利彬、朱恒壁、劉紹光、莊長恭、黃鳴龍，曾廣方等，發表科研論文早者為王煥文，他是中華藥學會(中國藥學會的前身)的創始人，該會首任會長。他于1909年在日本《藥學雜志》327號上發表“關于茯苓的成分”一文。以后，1912年有人進行了“川厚樸揮發油的結晶成分研究”，1917年於達望研究了中藥使君子。

　　20年代，北京協和醫學院聘請美國藥學家施米特(SchmidtCF.)來院建立藥理系。當時藥理系還有美國藥學家伊博恩(ReadBE.)、自美國留學歸國的陳克恢博士及趙承嘏等。他們研究了中藥當歸、麻黃、大風子、延胡素等。1923年證明當歸粗制浸膏對動物子宮、小腸、動脈血管等平滑肌有興奮作用。經分析證明其中含有的一種中性結晶物質有興奮平滑肌作用。1924年陳克恢等人在美國醫學會雜志等期刊上發表關于麻黃研究的論文，指出麻黃有效成分麻黃素(堿)的生理作用與腎上腺素類似而持久，其效能完全與交感神經興奮劑相同，這一研究成果被認為是研究中藥成功的典范，引起醫藥界的重視。由此麻黃素成為國際囑目的一個擬交感神經新藥。1928年趙承嘏報告由延胡索中提得延胡索素甲、乙、丙、丁、戌等5種生物堿，并略述延胡索素乙及丙的生理作用。當時協和醫學院藥理系對中藥的化學與藥理研究盛極一時，亦取得了一些成績。

　　20年代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南京國民政府相繼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衛生實驗處等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以及一些高等學校陸續開展了藥學研究工作。中央研究院設的有機化學研究組及生物化學研究組，他們對膽酸、維生素D、雄性激素、雌性激素以及治療性病的606、914等砷制劑進行了研究。此外，對中藥獨活、柴胡、淫羊藿、桔硬、益母草、防已等也進行了些化學研究。

　　北平研究院下設的生理學研究所(1929年10月成立時稱生物學研究所，1933年改為該稱)，由經利彬主持。他與石樂皋、李登榜等人，曾研究防已、黨參、川芎、柴胡、半夏、知母、常山、三七、地黃等，其研究結果多在該所出版的中西文報告匯刊上發表。該院下設的藥物研究所，由趙承嘏負責。工作內容包括研究與制造，如從麻黃中提取出新的有機堿、從除蟲菊中提取出克利生新(Chrysanchine)和克利生純(Chrysanthene)，從細辛中分離出甲基丁香酚，酚酮等物質，從木防己中提出防己素甲與乙，從鉤吻中提得鉤吻素。此外還分得人參三七皂甙、遠志皂甙元等。研究結果大多發表在《中國生理雜志》上。制造部主要生產少量的麻黃素，大風子油等，供國內一些醫院試用。

　　中央衛生實驗處的化學藥物系中有藥物研究室、化學實驗室、藥品試制室。這些研究室進行一些中藥如貝毋、防已、遠志、益母草、黃芩的研究，試制一些化學藥品等。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科學研究人員的處境更為艱難。原來留在上海、北平等地勉強從事研究的單位，由于經費來源斷絕，研究陷于停頓，只有抗戰后方如昆明、重慶、成都等地開展一些研究工作。當時由于西藥來源斷絕，迫切需要藥物自給，研究人員多從中藥中尋求藥源。特別是西南各省瘧痢流行，所以對抗瘧治痢的藥物的研究較多也較重視。中央衛生實驗處藥物研究所遷至昆明，由劉紹光領導，曾進行過鴉膽子、新靈、瘴靈、保險子等研究。重慶的中央衛生實驗處藥理室，由張昌紹主持，曾對常山、鴉膽子、大麻、使君子、黃花夾竹桃等進行研究。重慶的中國特效藥研究所(原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醫務室)集中研究常山，姜達衢、管光地、胡成儒、洪式閭等從化學、生藥、藥理、臨床等方面較全面地進行研究，并于1944年刊行了《常山治瘧初步研究報告》。周廷沖、程學銘、張昌紹等更分別報告臨床應用常山對良性、惡性瘧均有效，且不遜于奎寧，但因其對胃腸道的副作用，未能推廣使用。

　　抗戰期間內遷的一些藥學校系也進行了一些中藥的研究工作。如華西大學藥學系(成都)的湯騰漢對萬年青、開喉箭、冬蟲夏草、金銀花等作了化學分析及部分藥理研究;齊魯大學藥學系(成都)的薛愚等對一些中藥的揮發油成分進行了研究;軍醫學校藥科的(貴州安順)的樓之岑等研究了黃精的化學成分;國立藥學專科學校(重慶)的雷興翰等對金錢草的成分進行過研究。

　　從本世紀初至新中國建立約40年間，在藥學研究方面，主要是對百余種中藥進行了研究，其中研究比較深入、系統、獲得較多成績的，有麻黃、當歸、延胡索、防已、貝母、三七、芫花、蟾酥、使君子、常山、鴉膽子等，但在研究中存在一些問題。如研究中藥藥理很少結合傳統中醫藥學理論，往往是從純化學的角度研究，很少結合臨床與生產，所以研究成果轉化為商品藥物者極少。盡管存在上述問題，但近代中國在藥學研究，尤其是中藥的研究，無論是在機構、人員、研究手段等方面都奠定了初步的基礎，老一輩的藥學家作了許多開拓工作，為藥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二、藥學教育

　　19世紀中葉，在我國開設的早期教會醫院里，開始以訓練學徒方式培養西醫人才，逐漸有少數人學習配方調劑，這可算是培養西藥人員的開始，后來逐漸發展為開辦中級藥科學校或訓練班。至于高等藥學(西藥)教育的興辦是始于20世紀初，早的藥學教育機構為軍醫學校藥科。袁世凱為操練新軍之需，于1902年在天津設立北洋醫學堂，1906年改名陸軍醫學堂(1912年改名為陸軍軍醫學校)，同年創辦藥科。鄭壽、孟目的、陳璞等先后擔任主任。繼軍醫學校藥科之后，陸續創辦了一些藥學專科或系。

　　1913年于浙江公立醫學專門學校內設藥科，(因此該校改名為浙江省立醫藥專科學校)，創辦人為李繩其。於達望、黃鳴駒、黃鳴龍、林公際等在藥科任教或擔科主任。1920年齊魯大學添設藥學專修科。1941年改為藥學系，隸屬理學院。薛愚、于鴻鱉、李炳魯等曾先后任系主任。1929年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成立于上海，該專修科因得到中法庚款之資助，每年派遣一二名官費學生赴法深選。1932年華西協合大學理學院創辦藥學系。1936年于南京創辦國立藥學專科學校，是當時國內唯一獨立設置的高等藥學教育機構，學制4年，首任校長孟目的。1936年于上海創立上海醫學院藥學專修科。1943年建立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

　　除上述外，尚有協和醫學院藥科、湖南湘雅醫學院藥科、廣州夏葛醫學院藥科、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藥科、蘇州東吳大學藥學專修科、滿洲醫科大學藥學部、浙江大學理學院藥學系等，這些校系(科)一般辦的時間較短，畢業生較少，或是早已停辦，影響均較小。

　　我國近代藥學(西藥)教育，在傳播西方藥學知識，培養藥學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為科研部門、藥品檢驗單位、藥廠、藥房輸送了掌握近代先進科學知識、技術的人員，為發展我國的藥學事業發揮了作用。但在舊中國，由于政府重醫輕藥，藥學教育未得到應有的發展。從1906年辦軍醫學校藥科開始至1948年，40余年間，偌大的一個中國竟沒有建立起一所獨立的藥學院，直至1936年才建立獨立的藥學專科學校;1948年才成立東北藥學院(現沈陽醫科大學)。因為當時教育部規定，藥學科屬于丙類，丙類學科不能成立學院，只能成立專科學校。中法大學藥科創建時，原稱中法大學藥學院，但教育部不予立案批準。當時高等藥學教育機構，有的設在醫學院內，有的設在理學院內，有的設在專科學校內，沒有統一的學制和數育制度，既無明確的專業設置、培養目標和要求，也缺乏統一的教學計劃和本國的教科書，各校系(科)大都直接搬用外國教材，往往因人設課，師資隊伍十分薄弱，大多數為兼職教師，據1949年統計，全國專任教師僅100余人，很難保證教學質量。無論是國立、省立、私立的藥學校系(科)，由于條件的限制，一般規模均較小，因此，培養出來的人數很少。據1949年統計，當時培養出來的藥師累計不過2000人，到衛生部門登記領取執照的藥師僅484人(藥劑士2873人)。1949年全國僅有藥學院系(科)11所在校學生千人左右，可見當時藥學教育的落后況狀。

　　三、中國藥學會的成立和發展

　　科學技術團體，是社會生產和科學技術發展至一定階段的產物，其誕生后對科學技術起有推動作用。中國藥學會是我國成立早的全國性自然科學團體，于1907年在日本，由中國留日學生發起組織成立的，王煥文放選為首任會長。辛亥革命成功后，學會迂回國內，當時會員有百余人。當時政府對學會工作雖很少支持與資助，但靠著一些熱心于藥學事業的科學家們的努力和社會力量的支持，作了許多工作，并且先后還成立了杭州、上海、南京、成都、安順、昆明、臺灣、北京等地方分會組織。

　　中國藥學會自成立起至1949年共舉行過12屆年會，組織進行學術交流活動。總會與分會還創辦了《中華藥學雜志》、《中國藥學雜志》、《藥報》、《藥訊》等期刊，對藥學的學術交流及信息傳播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經濟及其它條件的限制，一般出版時間均較短或出出停停。

　　中國藥學會在歷屆年會上，對藥學事業的許多方面，如藥學教育、藥品生產、藥品檢驗、中藥研究整理。藥政管理、藥學名詞統一、藥典出版、藥師考試與審查等問題，都向當局提出建議、提案、呼吁、督促政府對藥學事業的關心與重視。總之，中國藥學會在我國近代藥學發展過程中曾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結語：看完這篇文章，相信大家對于近代制藥工業的誕生與發展的內容都有一定的了解了，除了這些內容之外，還提到了藥學研究與藥學教育，多方面的發展都對西醫融入中國起到了有力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