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紫砂器多為傳世品，加今子孫不斷拷貝，判定真偽存在不少艱難

　　地下出土物，共同是出自編年墓的陪葬品，對判定傳世紫砂器，能夠起到很好的比擬效果。概括近年來看到的資料，出土紫砂器可列表如下：

　　年代切當牢靠的地下出土物能夠起標尺的效果。以對時大彬的研討為例，上表中款署"大彬"和"時大彬制"的有四件，除清代墓所出一件外，其他三件別離出于明萬歷四十年、四十四年和崇禎二年墓中。

　　除孔尚任藏品，保藏者自己以為銘款"戊午年日時大彬制"八字，"時字與日字連，可疑?quot;以外，沒有見到保藏者提出疑問的。這些茗壺上起萬歷二十四年，下迄崇禎二年，前后三十三年。假守時大彬二十歲創造精力最旺盛的時期。

　　福建漳浦廬維禎墓出土"時大彬制"底款圓壺，蓋上具鼎足，同出器物有墓志、銀腰帶、青華小罐和硯臺等。廬維禎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隆慶二年(1568年)登進士，先下一任吏部驗封主事、考功文選主事、驗封郎中、考功文選郎中，于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墓出土"大彬"款六方壺，有磚刻地券一方伴出。無錫縣甘露鄉出土"大彬"款三足圓壺的崇禎二年(1629年)墓，墓主人華涵莪是明翰林院侍讀學士華察之孫，有族譜可查。這幾件壺似可認作牢靠的規范器。張叔未說，時大彬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時年歲已老。照上述假定計算，這時他已高年八十有五，時大彬壺未見晚至此刻的年款，是合乎情理的。傳世的時大彬壺，不管有無年款，如能學習出土的規范器作詳細的調查，當可得到比擬牢靠的判定。

　　地下出土物還有更多的資料價值。上海金山縣出土的"曼生壺"，蓋內鈐陰文篆書"萬泉"印。相同的印曾見于同治甲戌(1874年)廣陵花虎卿制提梁圓壺的蓋內。

　　(六)、對紫砂器的保藏和著作開端于明代

　　明天啟年間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是第一部關于宜興紫砂的專著，記載了其時的制壺名手三十人和他們的有些著作。稍后有清乾隆年間吳騫的《陽羨名陶錄》，記載了明清陶藝匠人三十九人和他們的有些著作。1878年日本奧三郎兵衛著《茗壺圖錄》，記載了由他所保藏的茶壺三十二件，有附圖及銘款摹本。保藏家和鑒賞家李景康和張虹，一個是"百壺山館"的主人，一個是"碧山壺館"的主人，1934年在香港出書《陽羨砂壺圖考》上下卷，按年代統系、壺藝列傳、土質出產、制工窯火、鑒賞叢話、前賢文翰、時人題詠、名祖傳器、雅撒播器、待考傳器、別乘傳器、附記傳器十二類論列。其壺藝列傳，列開創七人、正傳三十五人、雅流五十五人、待考三十五人，算計一四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