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日本球員中村寅吉贏下了在本土舉行的國際級賽事——加拿大杯(今天的世界杯)，開啟了作家田 中義久所稱的“第一次戰后高爾夫盛世”。從1957年到1961年，高爾夫在日本紅得發紫，由公司管理層和經理們所組成的新興中產階級——有人說他們是去貴族化的新興精英群體——紛紛涌向果嶺。人們對高爾夫的需求越來越大，新建球場也如雨后春筍般四處涌現。利好因素不止一點：對公司來說，打球費用可以像找藝妓陪酒和饕餮大餐一樣計入“招待費”，這就意味著球打得越多，稅就可以付得越少。

　　球場里的軌道式自動傳輸系統，不光可以送球包，也可以送吃的和啤酒。(東京都八王子市GMG球場，1989年6月。)

　　整個60年代，日本的球場數量都在穩步增長。到了1971-1974年的“第二次戰后高爾夫盛世”，這個成長曲線再次迅速向上拉升。60年代末，電視上開始轉播高爾夫賽事，更多的中產階級職員開始對這項運動產生了興趣。這正是被稱為“團塊世代”的日本戰后嬰兒潮一代進入社會成家立業之時。50年代末期高爾夫與商業精英的結合，給年輕的上班族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息：會打高爾夫，是未來想要獲得提升的必要技能。這也是日本流行文化真正萌芽的年代：普通人也可以輕松消費黑膠唱片、非主流服飾、立體聲音響和雜志了。日本開始成為世界工廠，辛苦掙來的工資當然要花一些在娛樂和購物上回報自己。

　　雖然80年代早期高爾夫產業發展速度有所放緩，但1986-1989年的“泡沫經濟”又造就了“第三次戰后高爾夫盛世”。一切能夠讓一項精英休閑運動流行開來的要素在這時都齊備了：財富急劇增長、貨幣快速升值、全社會炫耀性消費成風。泡沫經濟時期一切都指向極致——上班族們普遍實現了戰后對西方式奢華生活的各種向往。他們穿著黑色阿瑪尼套裝，每晚在銀座酒吧侍女的陪伴下兌水狂飲尊尼獲加藍牌威士忌。高爾夫方面，許多公司突然有了大筆現金，可以投資鄉村俱樂部的會員證，也可以請全公司員工去夏威夷度假，怎么奢侈怎么來。當上班族成為了社會中堅，作為他們頭號休閑運動的高爾夫，影響力當然越來越大。就在企業戰士們過著天堂般的高爾夫日子的同時，女性球手群體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壯大。90年代早期，全日本的高爾夫人口里女性已經占到了兩成以上。

　　感謝強勁的經濟發展和媒體不遺余力的宣傳，高爾夫在日本一路凱歌高奏，越來越多的新人投身其中。在日本，高爾夫一直是一項奢侈運動，正是這個國家，在業已昂貴不堪的球會入會費之外，發明了“果嶺費”的概念。高爾夫始終是上層社會的寵兒，所以隨著收入的增多，越來越多的人拿起了球桿，因為這是一種躋身上流的身份證明。所以，起初是國際化了的日本人通過加入在本國的外國人俱樂部來表明自己的世界性，后來是新興中產階級中的佼佼者在模仿戰前的精英。

　　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高爾夫仍然是一項體現尊貴身份的運動，但已經不再如以往那樣難以接觸了。燈光練習場遍布東京，白領們對著球網揮汗如雨，為下一次公司出錢請他們打18洞做準備。泡沫經濟時期，日本人成了全世界的高爾夫消費者，他們揮舞著數額驚人的大額支票，席卷所有知名球場。以新加坡為例，會員證再貴也不能阻止日本人的涌入，導致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出臺法案，要求球會將外國會員人數限制在30%以內。

　　其實，高爾夫在戰后日本的發展曲線——奇跡般的上升曲線——沒有什么值得驚訝的地方，但高爾夫為什么能夠如此長久地成為日本的國民夢想呢?50年代，人人都夢想著有一臺電飯煲和一臺電冰箱，但到了60年代，這樣的配置就已經很稀松平常了。網球在同一時期興起，但隨著80年代中期大學網球俱樂部如雨后春筍般冒出，這項運動也逐漸走入低潮。與之相比高爾夫有雙重優勢：始終成本高昂，即使收入增加也不是觸手可及。而且作為一項體育運動，它對身體的要求并不嚴苛。你越老、越有錢，就越能多打高爾夫。球場建設的腳步已經跟不上打球人口的增長速度了，供不應求的局面，導致打球費用總是維持在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是要皺皺眉頭的水平，這也導致公司招待費預算成為推動高爾夫發展的關鍵因素。雖然腰包鼓鼓，但在泡沫經濟時期，想要真正打一場球其實并不容易。你需要提前幾個月預約，同時交上超級昂貴的果嶺費。因為國土有限，高爾夫成了越貴越紅、越紅越貴的稀缺資源。拿LV手袋比較，它一開始也是以上層社會專屬的標志。但到了2005年，盡管地鐵里的日本女孩幾乎已經人手一個，但依然是越漲價越有人買。也就是說，高爾夫與大眾追風之間這種“你已經夠得著、但必須踮著腳”的天然距離，反而進一步增強了它的尊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