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笈七簽》)說明殷時已有氣功導引養生法的存在。
據《呂氏春秋•古樂篇》記載：“昔陶唐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氣郁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
創編“舞”用以疏通經絡，理氣導滯，以防治郁滯不通之疾，這種“舞”已類似今天的健身氣功。
二、先秦諸子與氣功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時期,道家、儒家、仙家、兵家、法家、雜家、陰陽家相繼出現，形成了歷史上“百家爭鳴”的時代。
隨著人們對社會和自然的認識逐步加深，開始積極探索生命的生長壯老規律以及與之相應的衛生保健方法，導引、食氣(服氣)、吐納、行氣之術逐漸為人們所采用，為氣功理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春秋戰國時期，老子的《道德經》除了是一部經典的哲學著作外，也為探索氣功學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它把氣功養生的三大要素——調心、調息、調身都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守一法”也出自該書，故《道德經》對后世氣功的發展很有影響。
“守一”的“守”是指“意守”，“一”是指意念集中為“一”。
所謂“守一”，即指練功時意念集中于身體的一個點，或一件自然景物，或一件其他事物，也可以說是在眾多的意念中，選擇其中一項，并對此一項意念活動保持較長時間的穩定。
孔子提倡修身(健身)，以“守中”類功法傳世。所謂“守中”，即在練功時，意念集中于身體或臟腑，或自然景物之內，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上不下，恰處天和之中。
《莊子•刻意》中的“吹口句(xu音虛)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
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則說明了習練氣功的目的只是為了健康長壽而已。
孟子提倡“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強調練氣功要重視道德修養的修身方法，這與當今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健康新觀念：“一個人在軀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良好和道德健康四個方面皆健康的人才算健康的理念”不謀而合。
宋、尹則把老子的“道”和“氣”統一起來，認為“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遍流萬物而不變”(《心術》)。又進一步提出了精、氣、神的概念，其“氣論”對氣功學的基礎理論有很大影響。
動靜結合的觀點則首見于《呂氏春秋》，呂氏首先指出了“靜”的重要性，“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
接著又指出了“動”的重要性，“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郁”。
由于靜與動對人體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好的方法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呂氏這一思想對后世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
戰國時期還出現了專以養生為務的“神仙家”，其中的突出代表有被后世廣為傳揚的王喬與赤松子，他們對氣功的影響也很大，致使不少功法都冠以二者的名字。
《戰國玉銘》又稱《行氣玉佩銘》、《行氣玉銘》以及《行氣銘》，據專家考證，這是公元前5世紀末至4世紀初一件反映氣功歷史的珍貴文物。
也是到迄今為止早且完整描述氣功鍛煉的實物，在這一中空但未透頂的十二面體玉制飾物上，刻有四十五個銘文，表明在戰國時代氣功功法確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在戰國至漢初成書的第一部中醫經典《黃帝內經》，奠定了古老氣功的醫學基礎。
《素問•上古天真論》中記載:“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
從氣功鍛煉的角度來看，這正是古人對遠古時期人們修煉氣功境界的描述。“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已有了三調的雛形。
《黃帝內經》的醫學理論是一種社會醫學，它所奠基的氣功學，古時稱為“黃老之學”，恰好符合當代的“社會一心理一生物”醫學模式。
《素問•上古天真論》云:“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正是氣功鍛煉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理。
《素問•遺篇刺法論》更介紹了氣功治療慢性病的具體方法。
后世練功的“入靜”、“氣貫丹田”、“舌抵上腭”、“叩齒吞津”、“玉液還丹”等等，也都由此而來。
先秦時期，社會上已有從事氣功研究的術士、方士。
氣功養生術從休息以利于體力恢復的簡單應用，成為有理論、有實踐的預防養生、祛病健身的導引氣功。如楚國盛行導引行氣，的方士就有“羨門高豀 、上成郁林、公樂聚榖”(宋玉《高唐賦》)。
姜亮夫先生說：“燕齊以求仙方而延年為主，而楚南以養氣而外生死為宗，故燕齊多方士，而楚南多隱逸……而導引行氣，始于楚南。”(《屈原賦校注》)可見戰國后期社會上氣功養生術的普遍流行。
《素問》即有“中央者，其地平以濕……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蹺” 之論(《異法方宜論》)。
《管子》則謂“故能正能靜，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為精舍”，此乃以穩定形神立法。
《荀子•修身篇第二》提出“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乘之以調和”，提倡用中和法調節精神與形體。
功法已有動功、靜功等不同，并且收載在諸子的著作里流傳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