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宜興陶業的大發展和紫砂器的獨樹一幟，這與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分不開的。明代前期的“匠戶制”，已較元代松馳，并自洪武十六年(公元1393年)起，實行了“輪班制”。到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 年)，終于廢除了輪班制，改為征銀軌制，使相沿達兩百年的工奴制宣告結束。這些改革使手產業者得到一 定程度的解放，從而推進了包括陶瓷業在內的各種手產業的迅速發展。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發展，更與當時宜興整個陶業的發展密不可分。當時陶類中的商品經濟頗為發展， 丁蜀鎮一帶逐漸形成為集中的產區，據《重刊荊溪縣志》記載：在明代嘉靖、萬歷年間(公元1522——1622 年)，宜興窯場的產品已是“于四方利最薄，不脛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販云集，“千里之外，趨之若鴻”， “沿賈揚帆而曉夜行”，“商賈商業纏市，山村宛然都會”。因為有了集中的產區，就使紫砂業具備了獨立發展的前提。紫砂器既可單獨燒造，也可與其它日用陶器混合間燒，而紫砂藝人的就業前提也因之改善，可 以失此就彼，不致完全拋棄技藝。同是紫砂陶的泥料，也只有在大量出產日用陶的前提下才能取得。由于這種深藏于巖層下數百公尺深處的“甲泥”之中的紫砂泥料，必需從甲泥中分選出來，沒有日用陶的大量使用 甲泥，紫砂泥也就無從取得。

　　明代起社會上飲茶風尚的變化，也是紫砂器快速發展的重要背景之一，因為當時開始改用芽茶，沖出后茶色發綠，故以白釉小盞最為相宜。但盞茶易冷，且有落塵的缺點,，所以明代中期以后改用壺來飲茶，并逐 漸成為社會風尚。這也促使紫砂壺的徒造型趨向小型化，如南京嘉靖十二年墓中所出紫砂提梁壺的容量就只有 450毫升，較之宋代窯址所出的容量達2000毫升的大壺，只及四分之一。所以，紫砂壺體的小型精巧化是當時 總的趨勢。 關于明代后期紫砂壺型變小的趨勢，在有關文獻記載中均有說明。如馮可賓所著《茶箋》中說：“茶壺 以窯器為上，又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擱”。《陽羨茗壺系》也說：“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 ，旋翕啜，以盡色香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這種飲茶方式 ，具有色、香、味三者兼顧的要求，就為紫砂壺的小型精巧化定下了基調。 同是紫砂壺也開始 賽過了銀、錫或銅制的茶壺 ，成為文人士大夫品茶時必備之物。所以，《陽羨名壺系》中又說：“近百年中， 壺黜銀錫及閩豫瓷，而尚宜興陶”。明代文人李漁也說：“茗注莫妙于砂，壺之精者，又莫過于陽羨”。

　　明清交替的政治形勢變化，并沒有對宜興陶業發生不良的影響。清代時包括紫砂業在內的整個宜興陶業在向前發展，一些明代未年起就參加紫砂行業的名工巧匠，也都繼承從事他們的創作。

　　明未清初最聞名的紫砂巨匠是陳鳴遠。號鶴峰又號壺隱。[宜興縣志]稱他是時大彬和徐友泉以來的一大紫砂名手，他雕鏤兼長，善翻新樣，作品纖巧有致。所制茶具雅玩，不下數十種，無不精妙。他的手法近于徐友 泉和沉子征，能自制自刻，書法雅健，有晉唐人筆法，被以為是當時紫砂業中文人風格的代表。他和當時的文人學士過往甚密，尤其與海寧人楊忠訥情誼最深，曾為楊氏創制了一批紫砂壺，據說是他一生中最自得之作。 所謂“宮中艷說大彬壺，海外競求遠碟”的詩句，就是當時海內外對陳鳴遠作品的高度評價。

　　到了清初雍正和干隆年間聞名的紫砂藝人有陳漢文、楊季初、張懷仁、陳滋偉、楊彭年、楊鳳年、邵大亨、朱石梅、吳阿昆等。其中陳漢文精工制壺，尤善鋪砂，楊季初善制菱花壺，張懷仁善于壺技篆刻,以仿唐代書 法家懷素的筆法著名。王南林、楊繼元、楊友蘭、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壺，并承制宮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則以體質堅凈、款式精雅而著稱，邵玉亭所作“干隆御制”壺 ，亦工雅可觀。陳文伯和陳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暢銷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