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中醫的根基原本是由許多不同學術觀點，不同師承關系，不同地域的派別融匯形成的，這些中醫派別在上海落地生根之后，迫于現實生存發展的巨大壓力，幾乎都自覺不自覺地拋棄了中醫學傳統的門戶之見，而積極主動地學習吸納其他學派的一些優秀的學術思想及卓有實效的臨床經驗，使自己得到不斷的完善充實，從而在中西名醫林立的上海灘站穩腳跟。翻開百年海派中醫發展史，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如上世紀初，在上海已經很有名氣的徐氏兒科傳人徐小圃秉承家學，一貫推崇吳門溫病學派，用藥力主輕清，后其長子徐伯遠患傷寒重證自治不效后，被來自四川當時在上海行醫的溫熱派大家祝味菊以麻附為主藥治愈，有感于此，徐小圃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家傳醫學，并親自撤下“兒科專家”的招牌，以不惑之年拜祝味菊為師，之后徐氏也開始推崇“扶陽抑陰”學說，終成一代大家。再如中醫學家程門雪曾治一久瀉病人，迭用調理脾腎方依然乏效，后來該病人攜程氏方箋就診于當時另外一醫家新安醫派的王仲奇，王氏診察甫畢，旋索程之處方，批上“此方可服，再加蛇含石四錢”，這張久服不效的方子加此一味藥，僅服數劑，病者多年宿疾竟豁然痊愈。后來病人將此事告訴程門雪。從此，程深慕王仲奇醫術，竟不顧其當時已經顯赫成名的身份，而執意要拜王為師，此事雖終因為王的婉拒而未成實，但也足以顯示海派醫家特有的謙虛好學，兼容并包的風度。海派中醫注重相互學習借鑒，力求取長補短的學風不僅大量發生在個人之間，而且還由許多上海中醫社團以外向開放性的大型沙龍座談形式制度性、經常性地推廣開來。

　　探索創新，不斷追求提高是海派中醫力求更好生存發展的另一個必由途徑，海派中醫素以勇于探索創新而聞名。如喉科病中，患者往往因為局部腫痛潰瘍，痛苦異常，有鑒于此，海派中醫喉科各家不斷努力嘗試創新，以期在短的時間內解決這一臨床難題，創制了吹藥、敷藥，以及局部手術切開排膿等多種綜合治療措施，朱氏喉科就以手術聞名于世，而張氏喉科與馬氏喉科則以吹藥、敷藥享譽滬上。再如當代國醫大師張鏡人診治萎縮性胃炎，在繼承中醫傳統辨證理論基礎上，利用胃鏡內窺技術，以達到傳統中醫四診手段所無法達到的胃黏膜微觀辨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實踐證明，張氏這種既傳承中醫傳統辨證思想，又大膽突破傳統診斷技術手段的方法確實提高了臨床療效。

　　再其次，近代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地緣關系，百多年來一直處于中西文化碰撞交會的前哨，所以近代上海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爭鳴創新的重鎮，也是中西文化論爭交流的橋頭堡。因緣于這一特殊文化環境，相對于內地中醫學派，海派中醫更注重吸納借鑒國外醫學特別是西方醫學知識，倡導中西醫匯通，鐘情中醫科學化。

　　海派中醫的這一特點早在上世紀初期就已成風氣。如解放前上海中醫學院、上海中國醫學院、上海新中國醫學院等中醫院校在辦校之初，就重視西醫知識的傳授與學習，開設生理、病理等多門西醫課程，許多名醫在課堂講授時也不忘以西醫知識來做注解。當時不少名醫不僅喜歡以西學來解釋中醫學，還在臨床上身體力行，如民國中醫學者章次公在診病時就不拒用西藥，其編著的《藥物學》講義更是大量使用西醫學知識來解釋中藥的藥理作用機制，形成很典型、很具時代氣息的一系列中西匯通觀點。再如當代蔡氏婦科學傳人蔡小蓀在防治“一月墮胎”過程中，充分利用西醫學的基礎體溫和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檢查，對早孕漏紅做出及時妊娠診斷與治療，使得臨床療效明顯提高。

　　總之，海派中醫實際上是基于地域范疇為名稱基礎的一個中醫學派，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夠逐漸形成聞名于世的海派中醫現象，根本上是因緣于一系列得天獨厚的社會歷史條件與因素：長期領先發達的物質經濟基礎，古今并存、中西交匯的多元文化環境，開放包容、積極進取的學術研究氛圍等等。

　　海派中醫內部雖然也有各家學說師承關系的脈絡基礎，但整體上，海派中醫更著眼于臨床療效，更強調各個不同派別之間的相互借鑒、相互學習，以及對西方科學醫學的吸納匯通。所謂“大方無隅，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海派中醫以吐納風云之氣慨，開放包容之胸襟，擯棄門戶之見，不斷融匯汲取百家之長而逐漸成為“無派之派”。正如已故國醫大師裘沛然先生所說：“古往今來中醫分為各種流派，而海派中醫能立足腳跟并產生影響，就在于它是‘無派之派’，海納百川、不拘一格，汲取了各家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