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腳醫生”破格提拔，“農民廳長”辭官還鄉

　　1976年9月上旬,“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隆重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

　　在會上，覃祥官以中國代表團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時間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緊接著，又以兩小時的時間，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長和記者的提問。

　　覃祥官的報告與解答，令那些金發碧眼的洋人贊嘆不已。他們伸出拇指對覃祥官說：“你們中國農村人口這么多，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真是人間奇跡啊!”

　　1976年國慶節以后，43歲的覃祥官剛從菲律賓開會歸來，中共湖北省委就破格任命他為省衛生廳副廳長、廳黨委委員。

　　就這樣，覃祥官成了一名吃農村口糧，拿村里工分的副廳級干部，人們習慣稱之為“農民廳長”,還有人說他是“湖北的陳永貴”。直到如今，他那位賢惠善良的“廳長夫人”也從未沾上他的半點光，依然是生活在土家山寨的普通農民。

　　1977年元月，雖說“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左”傾路線的影響仍未消除。那時候，省衛生廳的大會小會和各種文件材料依然不少。

　　每天一下班，覃祥官就把自己關在屋里抽悶煙。他覺得自己文化水平低，為人太實在，不適應官場的交際應酬和游戲規則，只適宜當一個走鄉竄戶和農民打交道的赤腳醫生，當副廳長簡直是“活受罪”。

　　更重要的是，他時刻惦記著樂園的合作醫療，掛念著家鄉的妻兒老小。

　　此時，衛生部一位副部長曾私下告訴覃祥官說：“中央有領導很賞識你，你有可能上調北京工作，前途無量啊!”覃祥官聽后微微一笑，他平靜地告訴對方，自己“不是當官的料”。

　　渾身不自在的6個多月后，覃祥官終于作出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辭官還鄉”抓合作醫療。他以“先回去看看”為由，給廳長打了聲招呼，就自個搭班車回到了長陽土家山寨。

　　從此，他一去不復返，再未回到廳里上過班。但副廳長的職務，省里卻一直為他保留著。

　　辭官還鄉的覃祥官繼續重操舊業。他一邊在樂園公社衛生院為群眾防病治病，指導合作醫療的鞏固和發展;一邊參加大隊的農業生產勞動。

　　此后不久，覃祥官被選為縣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員。

　　昔日廳長打水掃地，合作醫療潮落潮起

　　一個人的命運總是和時代的命運連在一起。覃祥官和他創立的合作醫療制度，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潮起潮落。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湖北農村實行責任到勞，土地承包，樂園公社集體的500畝藥田也分到戶了。農民要田種糧食，還種藥干啥?藥很快被農民刨光了。

　　就這樣，合作醫療制度因“一刀切”而陷入低谷。覃祥官精心飼養的5頭梅花鹿跑了，20多只獐子也逃了。他為此急得唉聲嘆氣，茶飯不思，一連在家躺了好幾天。

　　合作醫療是這種景況，覃祥官的命運可想而知。省衛生廳副廳長的職務被免，地委委員、縣委常委也不復存在。他唯一保留的職務是樂園公社衛生院黨支部書記，據說這還是縣里點名讓“照顧”的。

　　從炙手可熱的省衛生廳長，到夠不上任何級別的黨支部書記，覃祥官的人生從頂峰跌入低谷。

　　沒有什么會要他開了，也沒有人找他商量工作了。衛生院考慮到他是“當過廳長的人”，更不便安排他參加醫生值班。他在衛生院似乎成了一個閑人。實在沒什么事可做，他就主動替病人打打水，幫院里掃掃地干干雜活，為此有人傳出話來說：“覃祥官被貶到衛生院做清潔工了。”

　　還有一個縣領導上樂園檢查工作時，曾當面嘲諷他說：“老覃呀，我看你的農村合作醫療也是個極左的東西，要批判。”覃祥官憤怒地說：“要坐牢，我一個人坐。”

　　他一氣之下，獨自跑回杜家村去了。

　　那是覃祥官苦悶的一段日子。有人問他過得怎樣，他回答道：“工資照發，饅頭照拿;喂豬帶打雜，忙的沒得法。”

　　合作醫療經過幾年的冷落之后，老百姓又想起了覃祥官。現在醫藥費上漲，看病吃藥是越來越困難了，“還是合作醫療時好啊!”之后，湖北、山東、江蘇、湖南、四川等十多個省市又悄然興起了合作醫療。

　　樂園的山路上又有了參觀者，各級新聞單位的記者也紛紛趕來。人們發現，覃祥官在杜家村的那段日子，并沒有像他自己說的“喂豬帶打雜”，他同大隊衛生室的幾名醫生一起，在大隊黨支部的支持下，把這個大隊的合作醫療制度堅持下來了。1978年2月，覃祥官連任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那些被刨光的藥園又重新恢復，栽上了幾十種藥材。由于采取了“以藥補醫”等措施，大隊衛生室除了保證村民防病治病以外，年底還節余1000多元。幾級黨報相繼報道了覃祥官堅持辦合作醫療的事跡，新華社記者還以《“中國農村合作醫療之父”覃祥官》為題，寫文章發表在《半月談》內部版上。他長期憂郁的臉上，終于又有了笑容。

　　1980年12月，覃祥官當選為縣政協副主席。1981年3月，他又被衛生部部長錢信忠聘為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