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黃帝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的出現，標志著中國醫學從基礎到臨床，形成了完整、獨特的理論體系。有效地指導著后世醫家的醫療實踐。在此基礎上，歷史上一批有一批杰出的醫林精英從不同方面發展了中國醫學，豐富、完善了中醫學的理論和臨床診療技術與方藥。

　　3. 晉唐——中醫學分化、融合和臨床發展階段

　　中醫理論體系的構建，為晉唐醫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這一時期的醫學發展表現出三個特點：一是一批分支學科在分化中日趨成熟，如脈學、病因病機學、針灸學、婦科學、兒科學、外傷科學都出現了專著。二是臨床各科蓬勃發展，一些專著如《諸病源候論》、《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等所錄診治經驗和良方佳藥甚多，其中一些名方屢用屢驗，外科手術發展亦至鼎盛，足見此時臨床醫學盛況空前。三是隨著唐朝國力大增，文化繁榮，中醫學也融合來自印度、波斯等國外醫學知識，成為當時世界醫學中心。

　　4. 宋、金、元——學派涌現、理論突破階段

　　唐代豐富的臨床經驗積累，加上宋時理學的勃興和宋王朝對醫學的特別扶持，宋、元、金時期的醫學發展呈現出多方面特點：一是各專科日趨成熟，專科體系相繼確立。二是涌現出一些學派，不僅活躍了醫壇學術氣氛，更倡導了注重理論研究之風，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如宋代陳無擇的《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在病因學方面提出了的“三因學說”。劉完素、張從正、李皋、朱丹溪，后人稱為“金元四大家”。劉完素以火熱立論，倡“六氣皆從火化“五志過極皆能生火”之說，用藥以寒涼為主，后世稱他為寒涼派。他的學術觀點給溫病學說的形成以很大的啟示。張從正認為病由邪生，“邪去則正安”，攻邪祛病，以汗、吐、下為攻去病邪的三個主要方法，后世稱他為攻下派，李皋提出了“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論點，治療以補益脾胃為主，后世稱他為補土派。朱丹溪倡“相火論”，謂“陽常有余，朋常不足”，治病以滋陰降火為主，后世稱他為養陰派。諸家見解，既豐富了中醫理論，也充實了臨床辨證論治的內容。三是迄止宋元，中醫藥學在各方面獲得重大進展，例如，宋元時，預防天花的牛痘術之原型——人痘術已在中國出現，開創了免疫學的先河;宋末宋慈的《洗冤錄》一書，又達到了古代法醫學的頂峰;在唐代出現官方藥典《唐本草》的基礎上，宋朝又不斷更新版本，擴大收錄范圍，并出現了官辦藥局的配方規范——《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這些均表明中醫學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5. 明、清——綜合集成和深化發展階段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成熟和漸趨停滯時期，中醫學的發展也有近似的特征。明代以前，中醫學在世界范圍遙遙領先。明、清醫學雖仍有穩步發展，但相對于西方醫學，其發展速度卻日見遲緩。這一時期中醫學發展的特點有二：一是出現了大批集成性著作。如《醫學綱目》、《證治準繩》、《景岳全書》、《醫宗金鑒》等，這一綜合集成趨勢，是對宋、金、元、明以來醫學各領域眾多進展總結歸納的需要所促成的。二是在一些領域出現了深化發展趨勢。表現在多個方面，如對外感熱病，經過眾多醫家的悉心研究，形成了的“溫病學派”;對生命的探討也深入到生命起源和原動力，確立了“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后天之本”的重要論斷，促使“命門學說”有了長足發展;臨床方面，醫家們潛心于某些病證的研究，涌現出一批治虛勞、中風、吐血、郁證、痘疹的專家和專著。清朝中后期，西醫學對中醫學形成沖擊，中西醫學論爭和匯通思潮也是此時中醫學術的一大熱點。

　　6. 進行代——坎坷進步中孕育著新的騰飛

　　民國時期，中醫學的進步處于坎坷中。西方醫學在中國迅速傳播，再加上國民黨政府試圖以立法方式，扼殺中醫，中醫學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然而，由于中醫學自身不容忽視的醫療價值和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奮力抗爭，她得以頑強生存下來，并有所進步。許多病證的治療，中醫學仍是首選，這一時期，已出現了具有現代高級教育性質的中醫學院和專門的中醫學會，以及專門中醫研究機構——中央國醫館等。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黨的中醫政策關懷下，中醫學有了長足進展，其成就表現在許多方面：如臨床不少常見病證的診治水平不斷提高，提出了中西醫學辨證辯病相結合的新思路，進行了四診客觀化研究，引進了一些新診治手段，以及借助現代科學技術闡發中醫理論，全國的中醫教育、醫療和研究機構已成規模等。其中，不少學術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可以說這些研究工作的深化，孕育著中醫學的一次新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