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葉，制壺名家輩出，壺式千姿百態，技術精湛，迎來了中國紫砂陶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在萬歷年間(公元1573-1620年)繼起的名家有時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師徒三人，他們的壺藝都很高超，在當時就有“壺家妙手稱三大”之譽。以時大彬為代表，所制茗壺，千態萬狀，信手拈出，巧奪天工，世稱“時壺”、“大彬壺”，為后代之楷模。有詩曰：“千奇萬狀信出手，宮中艷說大彬壺”。而據清吳騫著的《陽羨名陶錄》里編載周容的一篇《宜興瓷壺記》記載“……始萬歷間大朝山僧(當作金沙寺僧)傳供春;供春者，吳氏之小史也，至時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為之。供春更朽木為摸，時悟其法，則又棄模，而所謂制竹如刃者，器類增至今日，不啻數十事……”揣摩大彬壺及明代民間的傳器，可以看到時大彬對紫砂壺制作方法進行了極大的改進。最大的改進是用泥條鑲接拍打憑空成型。

　　紫砂藝術發展到此階段，遂真正形成宜興陶瓷業中獨樹一幟的技術體系。這其中也有著時大彬以前的父輩們(包括時鵬、董翰、趙梁、元暢四大家在內)的共同實踐經驗，但時大彬是集大成者，經他的總結力行，成功地創制了紫砂常規上的專門基礎技法。《名陶錄》云：“天生時大神通神，千奇萬狀信手出。”這樣的贊頌，唯時大彬足以當之。幾百年來，紫砂全行業的從業人員，都是經過這種基礎技法的訓練成長的。萬歷時名工還有歐正春、邵文金、邵文銀、蔣佰夸、陳用卿、陳文卿、閔魯生、陳光甫、邵蓋、邵二蓀、周俊溪、陳仲美、沈君用、陳君、周季山、陳和之、陳挺生、承云從、陳君盛、陳辰、徐令音、沈子澈、陳子畦、徐次京、惠孟臣、葭軒和鄭子候等。可以說是名工輩出，各有絕技。

　　明代是紫砂壺不斷翻新發展的時期：“龍旦”、“印花”、“菊花”、“圓珠”、“蓮房”、“提梁”、“僧帽”、“漢方”、“梅花”、“竹節”等造型層出不窮。藝人陳仲美將瓷雕技術融入陶藝，是宜興歷史上風格多樣、制壺最多的三位名家之一，所制花貨令人耳目一新。他最早將款和印章并施于壺底，開創了壺史先例。陳用卿則第一次將銘文刻于壺身，且用行書取代楷書，增加了作品的文氣。在這之前，紫砂壺上都不刻任何銘文，即使制壺藝人的名款，亦偶爾以楷書刻在壺底。明代的燒制技術也有所創新，李茂林首創匣缽套裝壺入窯，燒成后壺色光潤，無裸胎露燒所產生的瑕疵。這一燒制方法沿傳至今。萬歷以后的天啟、崇禎年間(公元1621-1644年)著名的紫砂藝人有陳俊卿、周季山、陳和之、陳挺生、惠孟臣和沈子澈等。其中以惠孟臣的壺藝最精，為時大彬以后的一大高手，他所制作的茗壺，形體渾樸精妙，銘刻和筆法極似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在我國南方聲譽很大。在清初雍正元年(公元1733年)即有人仿制“孟臣壺”，其后仿者更多。署款銘刻開始盛行，出現了代鐫銘款的文人刻家。

　　明代后期宜興陶業的大發展和紫砂器的獨樹一幟，這與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分不開的。明代前期的“匠戶制”，已較元代松懈，自洪武十六年(公元1393年)起，實行了“輪班制”。到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終于廢除了輪班制，改為征銀制度，使相沿達兩百年的工奴制宣告結束。這些改革使手工業者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從而推進了包括陶瓷業在內的各種手工業的迅速發展。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發展，更與當時宜興整個陶業的發展密不可分。

　　當時陶類中的商品經濟頗為發展，丁蜀鎮一帶逐漸形成為集中的產區，據《荊溪縣志》記載：在明代嘉靖、萬歷年間(公元1522-1622年)，宜興窯場的產品已是“于四方利最薄，不脛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販云集，“千里之外，趨之若鴻”，“沿賈揚帆而曉夜行”，“商賈貿易纏市，山村宛然都會”。至明末宜興紫砂器也由葡萄牙商人遠涉重洋運至歐洲，被稱為中國的“紅色瓷器”、“朱砂瓷”，成為歐洲市場的熱銷產品以上信息由愛茶網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