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傷寒雜病論》倡用“風濕”一名，創立了理法方藥相結合的風濕病辨證論治方法，《金匱要略》以臟腑經絡為辨證核心診療風濕病，張仲景在《內經》論述的基礎上，列風濕、歷節、血痹、虛勞腰痛、狐惑論治。《中藏經》提出“暑邪”與“氣”（愁憂思喜怒過多）也可致痹。并提出“痹者閉也”的病機名言，一直影響著后世醫家。
魏晉隋唐時期是中醫風濕病的臨床病證學發展期，《諸病源候論》及《備急干金要方》等問世，推動了中醫風濕病臨證醫學尤其是病候分類和針灸療法的發展。這一時期風濕病的證候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風濕病的辨證治療。
在治療上主張湯、熨、針石、補養、宣導等綜合療法，繼承《黃帝內經》“雜合以治”的思想。但遺憾的是，這些證候均被列于風病候、虛勞候等內，未遵《內經》將其設為專病，對風濕病的學科發展不利。直到清代，還有醫家將風濕病列入風門討論。
經過漢唐長期的經驗積累和方藥薈萃，客觀上需要給以中醫風濕病總結，隨著我國造紙、活字印刷術發明的出現，為風濕病大規模總結及隨之引發的爭鳴創造了客觀條件。此時期個人著作也有很多創新及不同的學術觀點，引發更深入的爭鳴。至金元，以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丹溪為代表的醫家，從臨床實際出發，不拘泥經方，敢于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再次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促進了風濕病學的發展。金元時期，由于受“古方不能盡治今病”的影響，極力提倡辨證，反對機械地套用《局方》，因此對風濕病的辨證論治水平明顯提高。但是，風濕病的病名診斷被淡化，對《內經》、《圣濟總錄》奠定的風濕病命名與分類體系繼承不夠。這種重辨證、輕辨病思想當然不利于風濕病學科建設與發展。
